关于太子问题。革新派犯下策略错误，又未能采取补救措施。如拥戴太子李纯监国，却继续抑制广陵王。革新派韦执谊为宰相，具体负责推行新政。韦岳父杜朝、黄裳是德宗重臣，宰相劝韦奏请太子监国，代顺宗处理朝政。韦坚决不听，讽刺岳父。杜怒，拂袖出，称病不朝。反对派乘机拥太子监国。朝廷形成以太子李纯为核心，包括故旧大臣，当权太监在内的反对派，抵制革新事业。顺宗未驾崩，皇权就已转移到太子手中，革新派未抢先拥立太子监国而失掉对最高统治权的影响。永贞元年六月，王叔文丧母，王伾、韦执谊处境更艰难。这就是《赋》中云：“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的主要史实。违背了大中之道“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

　　柳宗元自己公开暴露失败之情感变化，君子坦荡荡，难能可贵，表现青年政治家对唐帝国赤诚之心。这正是《赋》中所云：“欲图退而保自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余吓。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云：“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史籍无记载。韩愈《顺宗实录》也未见柳子罪行。宪宗并未从严从重处罚柳，贬刺史、贬司马与其他党人一视同仁。可知“罪状最甚”乃柳自责之词，柳光明磊落，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是严于自儆楷模。在《惩咎赋》中，柳始终未提自己犯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及罪行。《新唐书》《列传》九十三评价云：“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宗元等挠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逐私。”有两条罪状：一是抑太子之明。史籍有记载，柳未参与。二是规权逐私。这不公允。其实宗派错误，不完全是攫取私利。史书常以成败论英雄。司马光《资治通鉴》并未全盘否定永贞革新及八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