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诗为诗人被贬永州时所作。他生活在一个腐朽衰败的时代，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客观上受到无数打击，主观上又受到儒、释、道“三教调和”思想的限制，结果才不得施展政治抱负，贬斥终身，壮志未酬，走完了悲剧的一生。他象当时大多数有志于积极用世的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上坚信儒家学说，以实现尧、舜、孔子“圣人之道”为奋斗的最终目的;同时又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崇信佛教，主张“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不过，他的崇信佛教，与王维愚妄地佞佛逃世不同，与白居易以信佛寓“独善之志”

　　也不同。他是把佛教与诸子学说并列看待，想从中找出积极有益的内容作为济世的手段，以实现“辅时及物”的理想。不幸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如愿，由于自身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最终落入了佛教唯心主义的泥沼。特别是在他遭贬永州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前途无望，更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寻求宁静与解脱，其时佛教对他的消极影响就更明显了。

　　了解了这些背景，再来读这首诗就容易理解了。

　　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