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对程朱理学形成之影响

时间:2021-08-31

  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入中衰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柳宗元也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挣扎,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最后客死遭贬之地。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一生尽管仕途失意,却没有丢弃儒家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本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致力于“统合儒释”,为儒学的复兴付出了极大努力,并对程朱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在唐代,佛教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有唐一代的许多士人知识分子一方面习读儒经,去应付科举考试,另一方面也笃信佛教,以为心灵的慰藉。但是,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因于佛,就难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发生矛盾,从而影响或阻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有力统治。所以唐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感到了统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历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如唐太宗就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为鉴戒。”[1] 当时的一些大臣也认识到了佛教的负面作用,要求废佛,如太史令傅奕就上书要求废除佛教。在他看来,“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识胡术,恣其假瑜,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楫其亲,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税。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2],从多角度揭示了佛学传播给有唐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傅奕还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3] 正是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曾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如唐高祖李渊就认为僧尼“苟避征徭,不守戒律”[3],曾下诏书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对反对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进行流放惩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击。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佛教的继续发展。

  至于土生土长的道教,其理论与佛教相比显得非常薄弱,缺乏佛教绚丽多彩的教义和理论,又没有儒学那样和政治关系之密切,所以一直发展不强。但到了唐代,由于李氏当天下,所以高祖、太宗相继认老子为李姓祖先,不断人为抬高老子地位。高宗李治在去泰山封禅途中,还专门到亳州拜谒老君庙,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到唐玄宗时,还把《老子》作为道教的经典进行注释,认为《老子》“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而皆守之以柔若雌静”[4],又命两京和各州修玄元皇帝庙,此后又改“庙”为“宫”,进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就连唐代的科举考试,也一度把道家思想作为考试内容,如高宗时就加试了《老子》,考试、选举的办法和明经科相同,承认了道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但两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以及隋朝的短命,使得唐统治者认识到儒学对于立国的重要性。尽管佛、道在唐初有很大发展,但儒学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唐太宗就明确表示:“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5] 儒家敬天法祖,尊王攘夷,对于封建统治是具有很大的用处的,所以儒学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建国之初,唐统治者就宣布信奉儒学,用《五经正义》取士,并在各地兴建孔子庙。贞观年间,又令州学、县学立孔子庙,春秋两次进行祭祀。唐玄宗时,努力复兴儒学,还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的后裔也加官晋爵,所以儒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佛道相比,并没有占据太明显的优势。

  综观唐代前期,由于民族空前大融合,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势在必然。唐代统治者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姿态,容许各家各派的发展,对于儒、释、道三教采取调和的态度,力争使三者和谐相处,形成和谐的关系。所以,唐前期,三教发展基本做到了共存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