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黔之驴》的再思考

时间:2021-08-31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大作家,诗词歌赋的成就颇高。

  当真驴就如此不堪,落得个被世人嘲笑的形象?再读这篇文章,从作者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遭逢出发,不禁产生了新的思考。

  柳宗元早年性格刚正不阿,处事正派,执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

  为了排遣内心的郁闷和不平,他把悲恸的触角伸向贬地的自然山水,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又不免透露出寂寞孤愤、高怀傲物的情感。

  充满痛苦的贬谪生涯,使作者人格明显发生了变化。荒蛮之地,生存环境恶劣,加上政敌的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残酷的政治迫害,严重损伤了他的健康,着实令人可叹。他落魄于苦闷的现实,频频以罪人自居。忧伤与痛楚溢于言表。即便如此,他仍对朝廷抱有幻想,“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甚至为了重返仕途,他写了很多求援信,乃至在信中写了很多阿谀奉承的话。因而,此时的柳宗元,压抑、困顿,山水不足以解其优,此外又没有东西可供寄托,只有让精神在凄怆哀怨、酸楚无助中孤独漂泊。他不免对朝廷、对自己都有了新的审度,重新定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创作了《黔之驴》这一代表性寓言

  至此,我们再读文本,虎驴相斗,到底寓意何在?

  首先,驴是平原川道百姓家中的日常家畜,它的用途多为拉磨和驼人载物。它虽赶不上马的快捷俊美,但也是踏实耐用的工具。百姓爱它唯恐不及。驴本不是“黔”地之所产,唐朝之时的“黔”地所辖范围乃现在的湖南西北部分,包括湖北西南及贵州东北一小部分。这些地区山高路远,阴雨连绵,驴,的确没有在此生存的本领。驴的本事也不在与打架斗殴,争抢闲游。驴的生存环境变化了,它的功用也消解了,由“有用之物”变作“无用的废物”。当真给了驴一记闷棍。显然好事者乃是罪魁祸首,但是人们却把罪名扣在了“驴”的身上。

  且让我们再看看在虎驴争斗的过程中,驴的反应。

  首当其冲,“鸣”。公驴又名“叫驴”。驴的鸣叫是不一般的。曾经震撼过世界的意大利歌唱家卡卢索,要求他的学生向驴子学习发声,因为在他看来,驴的发声是最合理的。公驴四蹄叉开,驴头高昂,肚子一鼓一扇,声音远至几十里开外;驴叫又是最科学的,口腔、胸腔、腹腔产生了共鸣;驴叫很投入,大叫之后,往往体力消耗很大。有别于先秦诸子的手法,柳宗元的寓言中缺少人物的问答,虎驴接触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对话,多是心理描写,“驴一鸣,虎大骇”,虎听到驴高亢响亮的叫之后,的确非常害怕。试想,虎乃百兽之王,什么阵势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还真是被驴这一鸣吓得够呛,可见驴鸣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可见,驴的叫声也是具有一定的威慑力的。

  俗话说“只有尽其用,方可显其能”。看得出来,驴是有绝招的。但是“好事者”不尽其用,任其被害,实在可悲!所以,透过表面的结论――老虎是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黔之驴是个徒有其表罪有应得的“庞然大物”,更深沉悲愤的,也即作者真正的寓意是――黔之驴是个有才而不得用的典型,正如作者自己,老虎是个残暴的凶手,地头蛇,像极了当地的恶势力,好事者是有眼无珠的愚昧者,当朝皇帝以及那些守旧派。

  写作此文时,作者二度被贬,在贬谪途中再次遭贬,其内心的落魄、酸楚又有谁能读懂。像驴一般,可谓短暂的虚张声势、短暂的得势,暂时赢得上风之后,还是免不了要在被观望之后迎来虎的反扑。再怎么垂死挣扎,最后都无力反抗。驴死,是作者心力交瘁之后的心死。柳宗元参与变革时是32岁,其后王叔文被赐死,他有近十年时间在永州度过。从三十而立至四十不惑,本该是人生中最得意最风发的时段,作者一落千丈,跌落谷底。贬谪期间,山高路远,朝中无人,皇帝不念。改革之时,位越高,这样的贬谪所带来的心理落差就越大。改革之时所期望的越大,此时心中的失望就越强烈。作者远离朝廷,无法也无力再度返回,无法企及,没有出路,看不到出路,希望之光已然暗淡,预见了个人悲剧性结局。

  《黔之驴》中为什么作者没有让虎驴展开对话?因为说了,也无法改变事实,任何的辩言都是无力的、苍白的,都是无法改变事实。

  《黔之驴》中的驴,纵然滑稽、纵然可悲,却恰恰是作者的真实写照。驴且做了一个驴该做的事情,现了驴该现的本领,他且做了一个臣子该做的事,何来讽刺“外强中干”之说。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是柳宗元看透看穿了朝廷、改革和自身,试图用一种辛辣而又令人酸痛的嘲讽,用“驴”这样无奈的荒诞的自我形象来劝诫他人警示同僚,表达内心的悲愤。就像驴,纵然有“鸣”“蹄”这样的技能,也无奈“好之者”随意弃之,也无法阻挡更强大的虎撕咬、吞噬自己,在好事者与虎的合力之下,终究会被“吃”,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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