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到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元和五年十月（今公元 811年），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