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朗州十年的作品，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的。在学习民歌，改写民歌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于武陵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史又称“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他自己说：“少年负志气”，“忧国不谋身”。“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他在政治上失败以后，他的诗表现了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的顽强斗争精神。他曾说：“勿谓行大道，斯须成太行”。“平地生峰峦，深心有矛戟”。这是他革新惨败后所得的痛苦教训。他在《咏史》中说的“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这就是他所持的人生态度。到了暮年他仍然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始终竖信“永贞革新”是完全正确的。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子刘子自传》中还说：“叔文实工言治道。”、“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何等光明磊落!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他还说过：“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这种积极进取，顽强斗争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唐代宗会昌二年某一天，刘禹锡弥留之际，眼前依稀浮现出遥远的朗州城廓，楚歌与人面桃花，伴着洞庭谷酒的香气，让他轻轻地合上了眼睑，在唐代著名的”八司马”中，只有他一人活到了70岁。翻阅他的履历，这位在当时看起来很不幸的文人，23年的流放生涯中，在朗州居然呆了10年，得以流传的800首诗词，其中200多首是在朗州吟就，且文学史中评论家津津乐道点评的，也大多属于这一时期的创作成果。1161年后的今天，一个朗州的小文人发出感叹：刘禹锡得感谢朗州的山山水水，如今的常德当感恩刘禹锡的流放与歌吟。

　　封建中国的文人与官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满怀鸿鹄之志的文人一旦平步青云，大多收藏起思想的锋芒从文坛消隐，而壮志未酬者，在落魄失意中成就了他们的文学基业。刘禹锡要不是在“永贞革新”中失败，他很可能在宰相的位置上摇头晃脑，那口中吐出的绝对不是日后流传千古的“竹枝词”，而是一道道有可能令其他文人或苍生痛苦不堪的政令了。永贞元年，倒霉的刘禹锡被贬连州，流放途中改授朗州司马，在唐代，州一级最高行政长官是剌史，司马是位居老四的闲职。可想而知，在千里南行途中，刘禹锡捶胸顿足，乱发在风中飘摇，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吐。在他的想象中，朗州是处蛮荒之地，那被先贤屈原歌吟过的沅江只不过是条“淫江”而已。然而，当他在白马湖边弃舟上岸，进得朗州城，才发现这座临水而筑的古城充满了楚风遗韵。那参差的黑瓦白墙，清瘦的木楼，浸着岁月汗渍的青石板小街，让他找到了与都城长安迥然相异的感觉，一个是王者风范夹着霸气也就不免压抑，一个是江南小城含着秀丽也就处处随意。于是，他郁闷的心境就像云开之后的天空，稍稍有了些开朗和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