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

　　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第一首借西汉任安不愿依附日益得势的霍去病，却留在势力渐微的卫青门下不肯离去的史实，歌颂了不肯降心辱志的志士;第二首指出即使是在汉文帝那样的所谓明君治下，正道亦难行，志士才人不得其位、不得其用，而曲邪小人却可安享富贵。这首诗直接启示了晚唐李商隐，使之写出了有名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又如《韩信庙》：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透过韩信功高震主而见诛的命运，不禁令人想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古训，顿生“伴君如伴虎”的喟叹。

　　刘禹锡的咏史诗作，是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形象反映。他在自己的哲学论文《天论》中，继承了荀况“人定胜天”的思想，用朴素的唯物论阐述了天人关系，明确指出“人之所能，治万物也”，天“非有预乎治乱”，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在天人关系中人是占主导地位的，人自有其主观能动性;天并不能决定一切，也就不能决定各个朝代的兴亡交替，帝王对于治乱兴亡负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可贵的是刘禹锡没有把其诗当成自己思想的传声筒――简单的宣传工具，而是化抽象为具体，寓思想于形象之中，通过直观的画面和具体的史迹来刺激和调动读者的想象和欣赏能力，在审美的愉悦中来感受诗人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这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亦是成功之处。

　　诚然，任何文学内涵的扩大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偶然。咏史诗到刘禹锡手里成为其情感宣泄的重要手段和得心应手的工具，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刘禹锡自云“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这种陈子昂式的幽默――“前不见古人”――并不是说没有古人，只是没有看见，或故意说没有看见，抑或看见了但不屑一顾罢了。

　　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且有诗为证的咏史诗人首推西晋诗人左思。他的《咏史》诗八首中的个别篇目抒写了自己旷达豪迈的怀抱，融古于今，猛烈地抨击了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如其二：“郁郁涧底松”就是用“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之史实来喻今“世胄蹑主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现实。

　　继左思的空谷足音之后，陈子昂高蹈而上。他的《感遇三十八首》中亦有个别篇章借古讽今。如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诗人拈出两则对比鲜明的历史故事，借乐羊为了贪立军功忍心吃儿子做成的肉羹和秦西巴擅自将国君的猎物放生的史实，“刺武后宠用酷吏淫刑以逞也”;是一首有感而发，针砭当时政治风气的讽喻诗。《燕昭王》：“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借燕昭王修碣石宫、黄金台招揽天下奇士并取得政绩的史实，寄托诗人对现实和个人遭遇的强烈不满。

　　大诗人李白在咏史领域也有涉猎。他的《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全篇咏秦始皇之成败得失，规讽唐玄宗之迷信神仙，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古风》之十五(“燕昭延郭隗”)“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承陈子昂《燕昭王》之余韵，前四句咏史以寄托理想，次四句借成语以慨叹现实，末两句借历史写明出路，全诗寄托了怀才不遇的强烈感慨。《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则借吴宫荒淫来托讽唐玄宗沉溺声色、迷恋杨妃。这些诗借用历史人物和事迹，讽刺现实，宣泄内心的不满，寄托对理想的追求，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杜甫亦偶有咏史之作，他的《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在惋惜诸葛亮大业未成之时，渗透了诗人垂暮无成的抑郁情怀。另有《咏怀古迹五首》，借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庾信等人留下的古迹，怀念前人之风流业绩，抒写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感。

　　然而以上诸位的咏史诗，皆属不经意状态下的偶尔之作。这一方面表现在数量上与其作品总量的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其诗作中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因而其诗作尚停留在以历史为比兴的方法论的水准上。其诗作无论是咏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迹，都只是把历史作为借古喻今的工具，借历史之箭来射现实之“的”，借古人之酒杯来浇个人之块垒。而这种功利性的实用目的，又表现得那样急切与显露，以致没能拉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而咏史诗又只有拉开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淡化掺杂个人功利性的创作意识，让欣赏者对其审美愉悦的同时得出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艺术上的自觉，这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意义上的咏史诗，使刘禹锡在怀古咏史领域卓然而成大家。

　　到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唐朝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安史之乱前，社会总的趋势是上升和发展的;尽管也有不如意，但那只是个别的、暂时的、局部性的，因而面对历史人物和历史陈迹时，诗人们发出的联想与感慨也必然是个人和局部性的，这是时代的遗憾。这种时代的局限注定诗人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到刘禹锡之时，社会衰颓已成定局，败象纷呈，民不聊生，加之其“二十三年弃置身”的经历，对江河日下的社会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更兼其有思想家的深度，因而当他接触到历史和古迹时，便产生了有别于前人的苍凉之感和超前人的对历代兴亡教训的无限感慨。这是时代对诗人的馈赠。　　总之，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成就高，影响大，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很高地位，使刘禹锡成为中唐大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