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言警策

　　刘诗语言精警、凝练。常常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或言近旨远,或言浅意深,精警含蓄,具有丰富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这也是其自觉实践其诗歌理论的结果:“片言可以明百意”就是说诗歌语言要凝练含蓄,以少胜多。企图达到一种“浓缩出精华”的效果。而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的语言正是有这样的特点。首先表现在用典、用事的典型和巧妙上。这在《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工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幅出石头。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中有突出的表现。具体表现为“王濬楼船”和“铁锁”的这两个典故上。《西塞山怀古》作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诗人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之途中,诗人在秋天乘船东下途径西塞山时写下的这首诗。“王濬楼船”说得是晋武帝司马炎于咸宁六年(820),下令伐吴,命宜州刺史王濬氵睿率水师顺江而下,直捣建康这一历史实事。据《晋书王濬传》晋武帝[6](卷四十二)“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两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 “王濬楼船”既指此。诗人在此交待了主攻方的备战请战情况,再看应战方。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当他们得知西晋的“楼船”后,建平(湖北秭归)太守吴彦呈书孙皓请求增兵,指出“晋必有攻吴之计,宜曾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但孙皓却置之不理,吴彦于江中之险严之处,以铁锁沉江预为防备。“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书王濬传》)“铁锁”既出于此。在攻吴的过程中,王濬令“燃烛烧之。”迅速将其烧沉。吴国的江山也就随着沉入江底的“铁锁”一起坍塌了。诗人在此借用两个典故,于虚实之间,胜败之中,揭示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深刻主题。即山川的险阻并不能决定一个王朝的兴废,决定一个王朝兴废的是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作者以“王濬楼船”与“铁锁”这两个醒目的典故把其所要表达的深沉的历史观已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这样精练的用典也得到后来说诗者很高评价:施补华先生在《岘佣说诗》)中说“‘王濬楼船’四语,虽少陵动笔,不过如是。”在这里把诗人与诗圣杜少陵相提并论,可谓评价也是相当的高了。语言的精练其次表现为:作者巧妙运用动词造成声势,使诗所描述的历史事件有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复活起来,扑面而来的气势,给整首诗的诗风平添了几分宏大的气魄和深远的历史时空感。如《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中“围”、“空”、“回”、“过”的运用。具体表现为“围”这一动词动词巧妙的点出了金陵的地理形势:群山环绕,确有“虎踞龙盘帝王州“的森严气象。而这一具有“帝王气象”的“帝王州”现在是什么样子,次句中的“空城”中的“空”字,则意味着昔日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景象已消失殆尽,而且昔日的舞榭歌台和巍峨宫阙也是荡然无存难觅踪影了。偌大的金陵城,今竞空空如也。涉笔至此,其荒凉、孤寂之状已宛然在目了。但诗人意犹未尽,将空城置于江潮的拍打之下,金陵城空空如也,荒凉无限,就连潮水光顾后也是索然无味的调头而回了。到此其荒凉的深意毕现,空空的金陵城连拍打的潮水也留不住,只剩下一轮孤月在那里寂寞“过”往还。见证着历史的沧海桑田。诗韵的荒芜、凄凉之感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又上了一个台阶。又《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中“下”、“收”、“沉”、“出”等动词的运用也很巧妙。开头二句,写得极其精练。一“下”之后,继写一“收”,既揭示了上下句之间的因果关系,又给人两地近在咫尺、二事桴鼓相应之感。接下来用“沉”和“收”突出了王濬大军的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以及孙皓腐朽政权的土崩瓦解,显示了作者极强的浓缩历史的能力。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把两个相对静止的画面,以空间形式将它们并列在一起:“沉”、“出”一个是烈焰冲天、千寻铁索被烧断后沉入江底;一个是孙皓出城投降时挂出的降旗。这是经过作者精心剪辑的、并列挂在一起的两幅历史的画图,作者有意识地将它们以空间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给这种胜败的巨大反差更大的讽刺效果。这就难怪元代文学家方回分别在《瀛奎律髓》的卷十一和卷二十七中说刘诗是“言言精确”、“句句精绝”了。

四、想象丰富(善于运用虚景入诗)

　　咏史怀古诗最多韵外之致,往往从眼前的景物出发,驰骋丰富的想象,在对历史现象作深刻艺术的概括的基础上,对古今隐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点染,因此形象鲜明而又发人深思。刘禹锡咏史怀古诗就具有这一特点。刘诗的构思非常巧妙,往往由某一具体事物出发而生发出去,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这也是诗人对其“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这一诗歌理论的自觉实践的结果。“坐驰可以役万景“就是说的诗人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善于运用虚景入诗。凭虚构的景象较之眼前的实景,更能蕴含诗人主观情思和审美理想,因为当时诗人笔下的“景”是意中之“景”,虚景藏情使诗的意境更加深邃含蓄。“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之中的“坐”说明诗人出于一种虚静的状态之中,“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述”,心虚神静,百感交集,浮想联翩,产生丰富多彩的意境材料而最后成诗。这一深沉幽远的思维过程并非人人能之,非有开阔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不可,而刘禹锡之所以能把“坐驰可以役万景“用的得心应手,诗中的景物好像诗人身居其中一一关照过一般就得宜于他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开阔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这种丰富的想象在其咏史怀古诗中表现最明显的是《金陵五题》这一组诗。作者在诗前的小引中云“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常有遗恨。后为力阳守,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辶卣尔生思,焱欠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亦。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有引文得知,诗人创作这组诗时,宝力二年(826)之前,刘禹锡尚未到过金陵,全凭想象虚构而成。如《生公讲堂》云: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高堂寂寥尘漠漠,一方月明可中庭。瞿蜕园先生的《刘禹锡诗笺证》中在对《生公讲堂》的笺证中言道[4](P713):“按《方舆胜览》云‘在虎丘寺。生公,异僧竺道生也。讲经于此,无人信者,乃聚石为徒,与讲至理,石头点头’。”又“按《佛祖通纪》载:宋文帝大会沙门,亲御地筵,食至良久,众疑日过中,僧律不当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丽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举箸而食。禹锡用可中字本此。盖即以生公事咏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变言明月可中,尤见其妙。”此诗是概括生公事迹的虚景。由此可见生公善于阿谀奉承,南朝宋皇帝要靠他来求佛保佑,是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的。刘禹锡在诗中变用了“白日可中”这一典故,以生公堂的冷落之状说明帝王宠佛并不能挽救国家的灭亡,对唐王朝的婉讽之意也就油然而生了。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既有较为充实的社会内容,又有较为独特的艺术个性。其诗歌理论着眼于诗歌艺术规律、创作规律的探讨。是有别于当时诗坛上元白功利主义诗论的一种崭新的形式。又是对盛唐诗美学价值的重新认定。上承皎然、司空徒对中国后封建社会的诗论影响深远。刘禹锡咏史怀古诗以含蓄的旨意拉开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淡化掺杂个人功利性的创作意识,这类作品的现实针对性不是那么强,主观意绪不是那么显,往往是抚今思古,怀古感今,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凉孤愤,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情感升华。以取境精练,语言警策,想象丰富的独特艺术个性让欣赏者在对其审美愉悦的同时得出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艺术上的自觉创新的咏史怀古诗使刘禹锡在中唐的诗坛上卓然成为大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其文章成就时说“其古文肆意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实这种“自为轨辙”用于其咏史怀古诗的独特的艺术个性的评价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