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民化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

　　柳永市民化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也与元代的书会才人相同。一是他们都大胆地运用市井文学形式。词在宋代是市井中深受欢迎的新文学，文人们喜欢作词，却又看不起词。柳永则不然，他主动地接触这种文学体裁，而且还大量地运用市井新声，开拓慢词一体。元代的书会才人同样有着如柳永一般对新兴文艺的宽阔胸怀。他们元代市井的文艺形式——元曲的主要创作群体，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这样的既有丰富人生阅历，又擅长诗词写作的书会才人加入到元曲和杂剧的创作中来，对元曲这种新兴的文艺形式的成熟和兴盛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袁行霈所说：“当他们掌握了戏剧特性，驾驭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便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二是他们都具有市井化的审美情趣。柳永之词多为歌妓市民写心,一方面有迎合市井民众口味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柳永自己的审美情趣受到市井细民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元代的书会才人同样热衷于市井文艺的创作，在他们的杂剧作品中，大多都代表了广大市民“真、善、美”的生活追求，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和抗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就说：“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这句话就揭示了柳永和元代的书会才人在文学创作的方式和文艺观念上都走的是市井化的道路，因此诸多评论者指出柳词与曲相近，开曲之先声。

　　元代戏曲中的柳永，都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柳永，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柳永形象。一方面杂糅了元代市民阶层和书会才人的价值观念，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了这个群体对柳永的认识和看法。本文认为元代叙事文学中的柳永形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宋代词话笔记中的记载，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中入话部分就取自罗烨《醉翁谈录》。另一方面，柳永的形象还来自于他的词作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和精神。柳永在词中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实际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放浪形骸，摆脱名利羁役，追求个性自由的浪子才人精神；一方面又是希望被士大夫阶层容纳，积极用世的儒士精神。元代的书会才人根据自己和市井民众的生活状态、价值取向接受了作为浪子才人的柳永，而舍掉了有着积极用世的儒士精神的柳永。就这一点来说，元代书会才人和市井民众对柳永形象的塑造也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一种接受，只是这种接受不是针对柳词发表评价的显性接受，而是对宋人笔记和柳词所传达出的柳永的精神个性、价值取向的体认。这是一种隐性的接受，而且也是元代柳永接受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