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很多哀伤的感觉都是源于个人生命的幻灭，可以说是一种无奈吧;感觉到一个大时代在慢慢没落，个人无力挽回，难免会觉得哀伤;同时对华丽与美又有很大的眷恋与耽溺，所以他的诗里面有很多对华丽的回忆，回忆本身一定包含了当下的寂寞、孤独与某一种没落。这有点儿类似于白先勇的小说，他的家世曾经非常显赫，在巨大的历史变故之后，他一直活在对过去的回忆里。那个回忆太华丽，或者说太繁盛了，当他看到自己身处的现实时，就会有很大的哀伤。他写的“台北人”，某种程度上是没落的贵族。同时生活在台北的另外一些人，可能正在努力白手起家，与白先勇的心情绝对不一样。晚唐的文学中有一部分就是盛世将要结束的最后挽歌，挽歌是可以非常华丽的。

　　在西洋音乐史上，很多音乐家习惯在晚年为自己写安魂曲，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他们写安魂曲的时候，那种心情就有一点像李商隐的诗，在一生的回忆之后，想把自己在历史中定位，可是因为死亡已经逼近，当然也非常感伤。在西方美学当中，将这一类文学叫作“décadence”，“décadence”翻译成中文就是“颓废”。一般的西洋文学批评，或者西洋美学，会专门论述颓废美学，或者颓废艺术。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波特莱尔的诗、魏尔伦的诗、兰波的诗，或者王尔德的文学创作，都被称为“颓废文学”或者“颓废美学”。还有一个术语叫作“世纪末文学”，当时的创作者感到十九世纪的极盛时期就要过去了，有一种感伤。

　　“颓废”这两个字在汉字里的意思不好，我们说一个人很颓废，正面的意义很少。我们总觉得建筑物崩塌的样子是“颓”，“废”是被废掉了，可是“décadence”在法文当中是讲由极盛慢慢转到安静下来的状态，中间阶梯状的下降过程就叫作“décadence”，更像是很客观地叙述如日中天以后慢慢开始反省与沉思的状态。这个状态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在极盛时代，人不会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