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的这一特点也让诗人联想到了自己。李商隐早年聪慧，登科名著，却接连遭受一系列打击使得意绪颇为颓唐，可以说同样是“早秀先凋”。这种所遇非时，孤孑不逢的梅在义山的《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中亦可看到，诗云：“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对于此诗，姚培谦云：“此伤所遇之非其时也。早秀而不遇知己，正复何益。月冷霜清，孤孑无侣，未堪赠远，徒足伤离耳。”可见李商隐之梅就是取用了旁人一般不取之意，在选材择意上独树一帜。

　　再将目光投向那淡雅幽香的菊。早在屈原的《离骚》中，诗人就人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来抒发自己对美好德操的经日培养和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之后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又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使得菊花成为隐士的化身，具有高洁的品格。所以，“菊”一进入文人创作视野，便被赋予了 “高洁不群”的人格象征意义。后世诗人在用及菊花诗也多咏其这一品质。可是李商隐之《野菊》却独出新意，并未选择这一题材，其诗言：“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明人陆昆曾云：“义山才而不遇，集中多叹老嗟卑之作，《野菊》一篇，最为沉痛。”从而他笔下的菊不再是高洁品质的代表，而变为他本身，借菊来抒发悲苦无奈的身世之感。这种特别的方式，使其咏物诗拥有了与众不同的味道，也为其诗歌创作增添了一抹凝练的色彩。

　　李商隐将梅与菊“己化”，“强迫”它们同自己一样拥有无奈的身世和悲剧性的命运。这种“强迫”也让梅与菊有幸变得更为丰满、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