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为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误国而忧。藩镇割据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还会导致国家分裂。诗人对其深恶痛绝，把它喻为晚唐社会的“疮疽”，在诗中做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荒村倚废营，投宿旅魂惊”(《淮阳路》)，战乱中，人们只能投宿荒村旅店，却总是惊魂不定，揭示藩镇叛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稻粱尤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 (《赋得鸡》)诗人把割据称雄者比做不愿报晓的“鸡”， 揭露他们不为国效力，攫取私利而不顾人民死活。《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将军大旆扫狂童， 诏选名贤赞武工” ，诗人把藩镇比做 “狂童”，大力赞颂李将军“扫狂童”的大无畏精神;“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把妄图分裂国家的刘稹斥责为“沸鼎”中垂死挣扎的“游鱼”、“危巢”中的鸟雀，轻蔑地预言了他们的下场。“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井络》)，诗人指出割据者必然败亡的命运。在《韩碑》一诗中，诗人充分肯定了韩愈《平淮西碑》的正确立意，热烈歌颂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的战争，称裴度为“圣相”，斥淮西五十载之割据为“封狼”、“罴”。此诗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诗人赞颂宪宗和裴度，实际是赞美武宗和李德裕，以此强调君相协力、坚决伐叛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有现实指导意义。这些诗态度鲜明，感情强烈，表现了诗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立场。

　　甘露之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宦官乱政事件。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文宗为了打击宦官的势力，重用李训、郑注，并设计以观看金吾卫衙中石榴树上所降甘露为由，准备将宦官一举围而杀之。结果计划失败，反被宦官以此为借口，大开杀戒，“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自此宦官气焰旺盛，文宗受制于家奴。当时朝廷上下大都不敢直言政局，李商隐却在此时写了《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和《哭虔州杨侍郎》，指出李训、郑注虽已被诛灭，但深受李训、郑注迫害的萧侍郎、杨虞卿的冤屈却没有能伸张，讥讽文宗懦弱无能。“阴骘今如此，天灾未可无”，指出再度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仍使天下不得宁日的愤恨，显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感二首》以石勒有异志，将为患天下比拟郑注，对李训、郑注借诛除宦官而进行的政治投机予以揭露。诗从兴衰治乱的高度，把炙手可热的宦官斥为“凶徒”，大胆揭露他们大事株连，滥杀无辜，挟制皇帝，篡权乱政的罪行和凶残横暴的面目。当听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书朝廷，指斥宦官的罪行，表示“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⑦时，李商隐激动地写下了《重有感》，对刘从谏的行动积极支持。“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诗人以东汉窦融效力光武帝比拟刘从谏，以东晋陶侃杀死谋反的苏峻来号召节度使们仗义助君，铲除宦官恶势力，末句“早晚星关雪涕收”，透露出诗人忧心如焚的爱国热情。总之，李商隐作为一介书生，敢在宦官横行之时，以其诗心铁胆，不顾个人安危，评论现实，抨击宦官，实皆植根于维护朝廷、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诗人为唐王朝的日渐衰落而忧。在诗人的政治诗中，充满着一种国难深重的危机感。《曲江》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通过今昔对比，道出了诗人深为大唐王朝升平不返、荆棘铜驼的没落趋势而忧心忡忡。诗人为国忧边：“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也为国家复兴无人而感慨：“咸阳原上英雄骨， 半向君家养马来”(《浑河中》)，“虏骑胡兵一战摧，万灵回首贺轩台。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夏京》);更为国运而忧：“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诗人鲜明尖锐地揭露了唐王朝的深重危机，像藩镇、宦官这类势力已经很难拔除;“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咏史》)，诗人借古喻今，说明唐朝大势已去，“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武侯庙古柏》)，即使有像武侯这样的杰出人物，也难以挽回。如此种种深切的关注与哀叹，体现了诗人对国运难以逆挽的感伤和忧心如焚的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