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位诗人作品中的神兽形象的不同之处

　　李商隐与郭沫若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中非常有才华的诗人，笔下的神兽形象各有千秋，李商隐笔下的神兽大多仍旧是传统的形象且较为朦胧迷离，反观郭沫若则擅长创新，为神兽形象注入了新的精神与内涵。 　

   　(一)李商隐诗歌中的神兽形象

　　在叶夔的《原诗》中称李商隐的诗歌为“寄托深而措辞婉”。李商隐以抒情朦胧诗见长，多为自伤身世之作，华美却又晦涩，情感厚重却又含蓄，极少直接抒情。

　　1.悲伤虚幻 朦胧惆怅

　　在李商隐的诗歌中很少出现情绪浓烈偏激的神兽形象。如通篇由神话典故堆砌的《锦瑟》中，庄周梦里所见的蝴蝶，春心啼血的杜鹃，泣泪成珠的鲛人，又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此去无路的仙山蓬莱，殷勤探看的瑶池青鸟。李商隐诗歌的感情极为含蓄，蝴蝶变幻不知生死物化;杜鹃身负君王魂魄哀鸣泣血;干宝《搜神记》中更有关于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的记载，却无人能考证其真伪;仙人的信使青鸟频频探看但始终未果。这些神兽形象无一不充满了悲伤与虚幻之感，与李商隐诗歌惆怅朦胧的风格吻合得十分巧妙。

　　2.遵循传统 循规蹈矩

　　李商隐诗中各种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很多，但并不显得拖沓臃肿。有观点认为：“典故之间本没有牵连，各自独立，但在李诗中或许有某种内在联系，却未明言。但在整体上传递出一种迷惘失落的情味[7]。”李商隐循规蹈矩地使用这些在读者的传统思维中就充满了迷幻悲伤的神兽形象，同时将其本身的神秘与哀愁加倍放大，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或是追忆似水年华，或是感伤自身不幸，双重叠加，使诗歌更添朦胧迷离之感。

　　(二)郭沫若诗歌中的神兽形象

　　诗歌本身便是最自由不受拘束的文体。郭沫若作为继鲁迅后新中国新文化的又一面旗帜，他潇洒而浪漫的诗歌成为了那个新旧文化激烈碰撞时代凌厉的强音。

　　1.热情奔放 追求光明

　　郭沫若的诗歌中选取的大多都是代表积极与力量的神兽形象，给人以热情奔放，无惧无畏之感，很少出现悲伤迷幻的意味。且在诗歌中作者大量使用“我”“我们”等第一人称，使情感更为浓烈直接。他笔下的凤凰周身都燃烧着火焰，将这旧天地彻底焚烧;他笔下的天狗向着日月奔跑咆哮，为这新世界寻找着光明与希望。郭沫若的代表作《天狗》因为其火焰爆发一般的热烈生命力而曾得到这样的评价：“天下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像这首一样淋漓尽致地表现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可能有盲动有缺点有青年人的幼稚，但这种天狗体现的精神，却是中华民族消失已久的宝贵精神[8]。”

　　2.创新反转 正直向上

　　郭沫若本身就带有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热衷于挑战传统的勇气。多方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媒介都是由喜鹊搭成的鹊桥，东汉应劭《风俗通》中也有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但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鹊桥，因为他认为牛郎织女是骑着那头神牛来往的。而据《史记・天官》记载天狗：“状如大奔星，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炎火，望如火光，炎炎冲天。”民间传说“天狗食月”，可见天狗在上古时代是人间畏惧的凶神恶煞，是一个反面形象。但在《天狗》中，天狗不停地呼喊：“我是X光线的光，我是宇宙energy的总量!”它气吞日月，追求光明自由，成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形象。郭沫若颠覆传统认知，甚至将一些固有的形象进行反转，充满了创新与那个时代特有的向上之感。

　　三、两位诗人作品中神兽形象不同的原因

　　李商隐身处晚唐乱世，一生郁郁不得志，郭沫若则是新旧交替激烈碰撞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虽都借诗歌中的神兽形象表达自身的欢喜与悲伤，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们笔下神兽形象的不同。

　　(一)时代背景的差异

　　李商隐与郭沫若虽同样身处乱世，但具体的时代情况却截然不同。晚唐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羽相争，加上连续不断的边患，严酷的现实使人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李商隐的晚唐时代处于一条急剧下滑的时间轴上，前方是变数未知的万丈深渊。加上李商隐身处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注定了他的思想缺乏一定的觉悟与进步性，晚唐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让他心中满是失落与惆怅，所以他的笔下的神兽形象大多迷幻安宁却又充满了悲伤。

　　反观郭沫若，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让中国社会告别了君主专制，西方先进思想大量涌入，社会虽然不安定却已经出现了欣欣向荣的解放思想潮流。郭沫若诗歌中爆发出来的力量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中国需要一场如凤凰涅般的彻底洗礼便可获得拯救与新生。与李商隐所处的山河日下的晚唐时代不同，郭沫若时代的不安与混乱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身处这样的时代，在民主科学的时代思潮影响下，自然诞生了如天狗凤凰等充满生命力与正能量的神兽形象。

　　(二)个人经历的不同

　　李商隐身上总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让他的诗歌显得孤独、安宁和悲伤，这正是来源于他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李商隐身处政治混乱的晚唐，仕途一直坎坷不顺，还被卷入了当时牛李党相争的政治漩涡，朋党倾轧的复杂局面让他一生落魄不堪。崔珏在《哭李商隐》一诗中也称其“一生抱襟未曾开”。在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一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可见李商隐与发妻和睦恩爱，但不幸的是妻子早逝。仕途与家庭的双重不幸使李商隐的精神备受创伤，造就了他充满哀愁感的心性，以致他笔下的神兽总是神秘而悲伤。

　　据资料记载：李商隐二十二岁时，一是由于科考落第，二是由于恩主王戎病死，无所依靠的他选择隐居学道。期间他反而认知到求仙修道的虚幻，还与女道士宋真人相恋。所幸的是他并未沉迷于虚妄的神仙方术，但在求仙访道中那宗教式的神秘感与超脱之意造就了他灵性的气质，为他诗歌中迷幻的神兽形象勾勒了最初的雏形。

　　相比李商隐，郭沫若无疑是命运的宠儿。郭沫若天资聪颖，早年留学日本，接触各方新文化。后回国参加革命，参与过北伐与抗日战争，直至建国之后一直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纵观郭沫若的人生经历，他参加了诸多革命与斗争，却从未遭受过重大迫害，仕途一帆风顺，他成功摆脱了中国文人大多怀才不遇、潦倒至死的魔咒。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了战士般无惧无畏的人。所以他的诗歌中的神兽形象充满了光明与正能量，新旧交替的知识分子气质影响了他的写作，让他笔下的神兽形象显得更为立体丰满。 　　(三)文学传统和审美趣味的影响

　　唐朝是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诗歌成为了唐朝文学的重要支撑，众多优秀的作品也奠定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坚不可摧的地位。究其原因，诗歌取士是根源，“学而优则仕”是众多文人的梦想。所以纵使是在日薄西山的晚唐，李商隐依旧积极入世，希望有所作为。他也借诗歌抒发仕途不顺的失落与对社会黑暗的批判，但自小接受的传统封建儒家教育使他的思想终究缺乏觉悟，所以只能借这些神兽的形象进行隐喻。且中国古代诗歌注重的大多都是含蓄美，像李白那般拥有谪仙气质、直抒胸臆的诗人实属凤毛麟角。

　　如果李商隐的诗歌对于社会的感知只停留在“是什么”和浅层次的“为什么”上，那么郭沫若便已经开始深层次思索“为什么”甚至“怎么做”了。民国时代的激进思潮向一切传统腐旧宣战，新诗已经不再循规蹈矩地按照古代律诗绝句的固有规格进行排列，知识分子们也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对社会黑暗的不满，而是开始热衷于将反抗用更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唤醒更多麻木沉睡的世人。郭沫若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以他笔下的神兽用火焰、咆哮与奔跑挑战着天地的不公与腐朽。

　　总之，从先秦到明清甚至民国，志怪之书为中国文化架起了一个天地人神鬼共存的神话世界体系。在神话中的仙山幻境、六道轮回等概念成为世间常谈的同时，“神兽”也成为了一个离奇虚幻的抽象存在被大众接受。中国传统诗人大多是情感丰沛感知细腻却往往不容于世的人。李商隐就是这样标准的诗人，他笔下的神兽安宁而哀愁，是波澜万顷的水。他把感情含蓄地收敛起来，隐藏在神兽的身后。郭沫若则已经突破了传统诗人的格局，他毫不避讳地把感情幻化成神兽周身燃烧的火焰，没有了神秘的距离感，反而更贴近世俗生活。二人笔下的神兽各有千秋，却都是情感与幻想的完美结合体，值得人们仔细赏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