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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咏蝉三绝对比分析

　　唐代虞世南有《蝉》、骆宾王有《在狱咏蝉》、李商隐也有《蝉》诗。

　　这三首咏物诗，吟咏的对象都是蝉。但由于作者的身世、处境不同，三首诗所表现的感情、蕴含意境就迥然不同，思想艺术、个性特征也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全无雷同之嫌，因 而被人称之为唐人咏蝉三绝。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

　　诗人以蝉自喻，亦是自勉自励。蝉声之所以远扬，一般人都认为是藉秋风传送之故。虞氏强调的则是蝉的生性高洁，是“居高声自远”的结果。正如修养完美的人，并不需要过多借助外因，他的名声就会远播千里，受到人们的爱戴一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诗人赞颂的正是植根于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内在的品格和人格力量。读完该诗，我们不难想象诗人自身清廉纯正的人品、雍容不疲的风度和高雅脱俗的气韵。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霜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

　　这是骆宾王因上书议政，触犯武则天而被诬陷入狱，在狱中闻蝉声有感而作。诗人将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愤与凄楚孤寂的思乡之情融在一起，更增添了感情悲愤的分量。“谁为表予心”，有谁来为我表明一个清白之心呢？卒章显其志，希望有知己的朋友出来讲几句公道的话，为自己洗清冤狱。这绝望中的呐喊，愤懑中的期待，深沉而激烈，苍凉而悲壮，有极强的感染力。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蝉》)

　　读完全诗我们自然会发现，诗人在这里有一层言外之意。蝉的怨恨还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处境又有谁来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远胜于秋蝉。

　　纵观三首咏蝉诗，他们都在咏蝉，但都不单纯是咏蝉，而是借咏蝉来寄寓自己内心的独特感受。咏物仅仅是借端，抒情言志才是本意。我们说，单纯的咏物，仅停留于物体外部的表面上，尽管这种描绘有时能达到逼真的程度，但因缺乏内心深处的感情内涵，所咏之物，往往有形无神，有我无情，是见物不见人。曾经说过，如果写咏物诗没有寄托，那便和儿童的猜谜诗差不多。

　　这三首诗的共同点，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

　　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骆宾王笔下是绝望呐喊之蝉，李商隐笔下是窘迫无援之蝉。诗如其人，蝉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其次，咏物诗既然要抒情言志，咏物又见人，那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而咏物诗毕竟以所咏之物为对象，如果离开所咏之物去抒发感情，那必失去依托，就不像咏物诗了。如果太粘于物上，不能自拔那又会成为谜语诗。因此古人认为，写好咏物诗的关键是不即不离，不湿不粘。即说，既要不游离于物，又不要太粘于物。这三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正是不即不离。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似。

　　如虞世南诗的前两句，写蝉，在写蝉的外形、叫声、习性，既简练又传神。如果三四两句再多费笔墨泼洒，必累赘、重复太粘着于物了。于是诗人突然将诗意翻上一层，表达了自己对于“居高”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流响出疏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既没丢掉蝉的形象，又没粘于物上。人的思想感情与蝉的形象水乳交融。

　　李商隐诗的前四句着重描写蝉的悲苦形象，暗喻了自己的处境，转而直抒胸臆，归结又回到咏蝉上。其中咏物和咏人，分分合合，时隐时显，既不粘于物又不离开物。至于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将咏物和写人结合得浑然一体，既是赋物又是言情，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再次，这三首诗为了托物言情，釆用了许多的艺术手法，如移情、拟人、衬托、巧遇等。其中最为成功的手法是比兴。所谓“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吟他物引起所咏之词。咏物诗托物言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巧妙的比兴。这三首诗都是以蝉起兴的，以蝉来自比。反过来，作者又将自身之情移之于蝉，赋予蝉独特的神情、性灵。因此在这三首诗中，人与蝉的比拟是双向的，不是被动地以此物比之于彼物，而是由蝉及人，又由蝉及人的双向流动，最后达到物我相融的境界。

　　诗人在描绘蝉时，往往抓住最切合自己特点的形象，如虞世南以“垂緌”来形容蝉的触须，这一形象便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李商隐听蝉声，突出了蝉的怨恨之声。怨恨之声又暗喻着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情。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为蝉打抱不平，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可以说，在这三首诗中，有什么样的感情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蝉；有什么样的蝉就象征着什么样的诗人。比兴手法中的象征作用和移情作用，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这也是这三首诗的共同特点。（肖旭）

【作者介绍】

　　李商隐(812-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生【玉谿(xi)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英汉对照】

蝉

　　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 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 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 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 我亦举家清。

A CICADA

　　Li Shangyin

　　Pure of heart and therefore hungry,

　　All night long you have sung in vain --

　　Oh, this final broken indrawn breath

　　Among the green indifferent trees!

　　Yes, I have gone like a piece of driftwood,

　　I have let my garden fill with weeds....

　　I bless you for your true advice

　　To live as pure a life as you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