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诗歌语言上，唐彦谦擅长用典，无论是在典故的选取上还是典故的运用手法上都是直承玉溪。

　　李商隐是晚唐的用典大家，诗歌用典经过他的手中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诗不仅用典数量多，而且在典故的选取上亦有独特之处。李商隐用典最多也最成功的体裁是他的七律诗，他的七律用典的数量超过三百，考察这些典故，我们可以发现，从典故的出处来看，可谓是人间天上，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除了来自儒家经典和正史，还有大量来自神话、传奇和早期文学作品的典故。这些典故主要集中在他描写超自然和爱情题材的诗歌当中。如其《碧成三首》，其典故来自于《山海经》、葛洪的《神仙传》、《列仙传》、《汉武帝内传》、《说苑》、《集仙录》、《上清经》、《杜阳杂编》等一系列的神仙传奇故实。这一点可以说是李商隐在典故选取上的独特之处，而唐彦谦的许多咏物诗和爱情诗用典也好选用神话和传奇故事，这可以说是和李商隐一脉相连的。如他的《紫微花》、《红叶》、《牡丹》、《中秋夜咏月》典故分别出自《列仙传》、《洛神赋》、《高唐赋》、《淮南子》、《汉武帝内传》、《列女传》、《庄子》等具有神话或传奇色彩的典籍。此外，唐彦谦的“遗神取貌”的用典方法亦是学习李商隐。李诗用典本着“遗神取貌”的原则，是对典故的背离和超越。这样的典故与比兴、联想等艺术手法结合，形成二重比兴结构。这是李商隐七律用典之法中最富创新意味之处，也是造成其诗旨多隐僻幽曲，影响其诗歌委婉含蓄风格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唐彦谦的诗歌用典虽达不到李商隐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对这种“遗神取貌”手法的运用也颇得心应手。如他的《汉代》、《红叶》、《春雨》以及其它的一些咏物诗中典故的运用都是遵从此法，具体分析在第四章已有详细说明，此处从略。不过，唐彦谦学中有变，其对典故的大肆铺陈，已有博学鸿文之迹象，唐彦谦诗歌对李商隐的师承而这正成为西昆体诗人的效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