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人的悲愤与希望

　　诗的开篇就极力写刘从谏军事实力、指挥权和有利形势。"玉帐"是主帅之帐，"牙旗"为号令之旗，刘从谏身为一方节度，是军中主帅有号令之权，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非常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形势也非常有利，因此诗人认为刘从谏有实力达到清君侧的目标，所以说"得上游".于是，诗人紧跟着说出他对刘从谏的期许："安危须共主君忧","安危"实乃偏重于"危",本诗做于"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长安血流成河，诗人认为当前正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而一方雄镇正当与君主同甘苦共患难。

　　这一句中特地用了一个虚词"须"字，"须"就是应该，不是请求，不是鼓励，年轻的诗人对于兵威权重的节度大将是一副居高临下，殷殷敦责的口吻，"责以主忧臣辱之义",正与颔联的"宜"、"岂有"、"更无"口气一致。李商隐律诗善于运用虚词来增强开合顿错之感，如《随师东》："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马嵬》："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咏史》："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春日寄怀》："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更无人。"都是驱使虚词的佳句。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这里是明用典故，直接点出典故的主人公是东汉的窦融和东晋的陶侃。东汉初年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讨伐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两个典故分别出自汉与六朝两个时代，一个是唐人明镜，一个是唐人梦魂。如果说在李商隐深婉的爱情诗中典故只是起到一种背景音乐式渲染氛围的作用，那么这句诗中的两个典故则具有相当质实的指称。

　　窦融和陶侃的行为，与刘从谏的上表和诗人所期待的发兵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内，诗人借典故一方面赞扬了刘从谏上表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殷切地期盼着刘从谏能像陶侃一样进军平乱。"已"和"宜"两个虚词相连，一个已然，一个未然，诗人对刘从谏激赏、属望、焦灼、失望的复杂心态被生动地表现出来。事实上，刘从谏根本没有打算立即出兵平乱，他的上表只是自恃军威，与中央（当时中央权利的代表是宦官）相抗衡，以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谋求成为世袭藩镇，他排斥宦官不假，但效忠天子则未必是真，诗人的期望最终必定是以失望告终。李义山所期待的是一支神兵，剪除宦官，匡扶宇内，让天子再度振作，让唐帝国恢复荣光，让千万黎民能够安稳度日，但是这样的理想绝不是一个藩镇所能完成的，在日渐衰糜的晚唐社会中更是没有可能实现。

　　颈联中的两个比喻将这种失望放大到悲愤的状态。"蛟龙失水"的比喻出自《管子》："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可见"蛟龙"即指唐文宗，"失水"则谓文宗失去权利，受到宦官摆布。《礼记·月令》："孟秋，鹰乃祭鸟，用始刑戮。"《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诗人希望刘从谏成为搏击宦官的"鹰隼",但刘从谏只是说大话而不行动。"蛟龙失水"和"鹰隼与高秋"依然是一个已然，一个未然，而"岂有""更无"两个虚词则更是添加了顿错之意：本来不应该发生的祸事却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人臣应该履行的义务却没有被履行。纪昀说："‘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也。揭出大义，压伏一切，此等处是真力量。"（《玉溪生诗说》）于开合顿错之中，见诗人沉郁悲愤之情。

　　尾联更是将这种悲愤渲染到极致，"举向时被祸之家及目前诛蔓犹未绝者，激烈言之"（贺裳《载酒园诗话》），在悲愤之中诗人是看不到希望的。初唐时武则天女主临朝，挟制天子，在一些士大夫眼中也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乱象，李唐王室和旧臣揭竿而起，骆宾王为起义的徐敬业作《讨武氏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同样是悲愤，悲愤之外却有"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这样的信心和气魄，认为依靠徐敬业的起义可以挽救乾坤颠倒的现实。

　　然而李商隐面对的晚唐政局，"甘露之变"前前后后形形色色的人们，一方是气焰嚣张跋扈专权的阉宦，一方是腐 败恣睢贪得无厌的军阀，即便是还未深涉政坛的李商隐也能感到，依靠一方打败另一方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缓解矛盾、安抚黎民的效果的，往后的世道只会更加混乱而黑暗。开成元年的京城依然是日以继夜的人号鬼哭，诗人感叹这样悲惨恐怖的气氛什么时候结束，内心期盼却看不到出路，奔走呼号却只听到绝望。开成二年十二月李商隐所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回顾唐朝二百二十年历史，第六、七段也写到甘露之变中文宗、郑注的不智，及其后社会的混乱和百姓的痛苦，依然是一腔对现实无能为力的忧愤与焦急。这种绝望是很多晚唐人所共有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