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独树一帜的诗人之一，苦心孤诣和超凡脱俗的诗歌创作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受到了后人的品评和继承。

　　李贺是唐代乃至中国诗坛上最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在清代，研究李贺的人物，有一百五十多人，是历代研究人数最多的一个时期。清代对李贺诗歌评价的主体在于贺诗的渊源、地位、艺术风格三方面，评价细致、精确、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

　　一、清代文人对李贺诗歌渊源的评价

　　1.继承《诗经》

　　贺贻孙在《诗筏》中指出“盖长吉诗多从《风》、《雅》及《楚辞》中来 ，但入诗歌中，遂成创体耳。”贺贻孙把贺诗中的继承性和独创性都揭示了出来。杨妍评价《追和何谢铜雀妓》时指出“尖刻之至，渐近《大雅》耳，此贺得讽刺体而卒归温厚者也。”指出贺诗讽刺的艺术得益于《大雅》。而蒋文运在评《李凭箜篌引》时说“题不言夜弹箜篌，而融冷光，泾寒兔，皆夜弹箜篌也。《三百篇》之明者，亦不必大小序可见。”蒋文运认为《诗经》中的诗需要以序来指明意旨，而贺诗难懂，有所喻意，则情有可原，这是借鉴了《诗经》隐晦达意的手法。

　　2.源于《楚辞》

　　杜牧提出祖骚论，成为后代对于李贺诗歌渊源评价的主要观点。在清代，学者大多赞同杜牧“骚之苗裔”的观点，但对于“理虽不及”的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贺贻孙对于“理虽不及”之说，也有质疑，“夫唐诗以�绝千古者，以其绝不言理耳。”“彼六经皆明理之书，独《毛诗三百篇》不言理，惟其不言理，所以无非理也。”“《楚骚》虽忠爱恻怛，然其妙在荒唐无理，而长吉诗歌所以得为《骚》苗裔者，正当于无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此论给人面目一新之感，有理有据，说明绝佳的诗绝非谈理之作。不言理并不是无理，而是贺诗无理也得源于《骚》之故。张佩纶在《涧于日记》中又指出贺诗“从《骚》得法而理不及《骚》者，年为之，境为之，时代为之，此天限长吉耳，不足为长吉病。”论贺诗依据特定历史时空，这种较客观的“知人论世”评价方法是特别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