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矛盾的鬼妖观

　　李贺鬼诗里的鬼妖形象是多元的，与之对应，李贺的鬼妖观也是矛盾的。具体表现为两重矛盾：

　　(一)不信鬼又对鬼感情深厚

　　李贺以鬼诗闻名于世，对鬼妖的刻画也是形象生动，见解独到，把幽暗的冥界写得细腻动人。李贺虽然善于写鬼，但是他是不信鬼的，在他的一些诗句中就可以窥见他不信鬼的态度。比如《神弦》一诗中有“终南日色低平湾，神兮长在有无间。神嗔神喜师更颜，送神万骑还青山”来揭露女巫祭祀的装神弄鬼，从李贺对巫祭之事的冷静态度来看，李贺应该是不信鬼的。但是李贺又对鬼妖倾注了强烈的情感，他喜写鬼，爱用鬼语，似用一双“鬼眼”来看待世事。难怪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感叹道：“长吉鬼仙之词耳。”[2]

　　(二)既畏鬼又不惧鬼

　　李贺惧鬼，《公无出门》里面对凶恶之鬼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看见李贺对于鬼妖的畏惧。然而同时，他又表现出不惧鬼的态度。“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漆具迎旧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其三)，“白狐向月号山风”(《晚溪�》)，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如此直面阴森的景观，做出如此细致的刻画的人，应该是不惧鬼的。胡晓明曾说：“能欣赏寒荒幽寂的人，先具有一种特殊的素质：这个诗人必定有顽强的生命活力，必定有一种兀傲不驯的人格力量。”[3]由此可见，李贺是不惧鬼的。畏鬼和惧鬼构成李贺鬼妖观的又一矛盾。

　　李贺的鬼诗里有如此多元的鬼妖形象和如此矛盾的鬼妖观，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值得探究的。

　　三.李贺鬼诗的形象之源

　　李贺喜爱写鬼，爱用鬼语，那么他的认知里首先要有鬼妖的概念和形象，这是他“用鬼”的基础。这种鬼妖的形象来源于多个方面。

　　从社会历史背景来说，李贺生活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战乱、民生凋敝等现实的痛苦，使人们更多把希望寄托于虚幻的鬼神世界，于是中唐社会信鬼崇佛的风气非常兴盛。时局的动荡也影响了中唐文风的变异。唐诗经过了盛唐时的极度繁荣，从浪漫、大气的盛世气度般的审美转向了对于险怪事物的崇尚和欣赏，这些都为李贺的鬼诗创作营造了有利的氛围。

　　从李贺的出生背景来说，李贺出生于河南宜阳县的昌谷，地处交通要冲，是军事必争之地，战乱频繁，死伤无数。于是该地常常白骨露野，荒坟众多，夜里常能听到鬼哭，见到鬼火。这也是为什么李贺对旷野荒坟的描写能够把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渲染到极致的原因。此外，昌谷是一个佛道气氛非常浓厚的地方。昌谷西南面的女几山，充满了神话色彩，山上还有兰香神女庙，李贺的诗作《兰香神女庙》对此有过细致的描绘。这些幼年的经历，为李贺的鬼诗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素材。“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4]便是李贺搜集素材的生动写照。

　　社会和出生背景是一个人无法选择和更改的，李贺在先天就大量接触到了鬼妖的概念和意识，而在后天，李贺更是和这种概念和意识密切接触。在李贺的诗歌创作道路上，曾有意识地去学习楚辞，从楚辞中汲取灵感。“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赠陈商》)，“咽咽学楚吟”(《伤心行》)，“斫取青光学楚辞”(《昌谷北园新笋》其一)，从这些诗句都可以体会到李贺诗歌创作上对楚辞的借鉴和喜爱。而楚辞具有浓厚的巫风和鬼神色彩，“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筠竹千年老不死，常伴神娥盖湘水”(《湘妃》)里的“山魅”、“湘妃”等鬼妖意象，都有明显的'楚辞痕迹。

　　在李贺短暂的生命经历中，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奉礼郎，奉礼郎的主要负责皇家的祭祀工作。这个职业特点，也使得李贺常常和鬼神观念打交道，李贺虽然不信鬼，但是不可否认奉礼郎这个职业对于他鬼妖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天和后天，社会和个人经历都给李贺写鬼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经验和素材，由此李贺写鬼，用鬼语，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四.多元的鬼妖形象形成之因

　　上面已经提到，李贺的鬼诗里的鬼妖形象是多元的，诗人对待这些鬼妖的情感态度也不相同，这种不同的情感态度与诗人的个人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从李贺的传记和他的诗歌里，李贺都给人一种体弱多病的印象，“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这是李贺自己描述病痛时的情景。“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5]李商隐在为李贺写传记时也叙述了病痛对于李贺外貌的摧残，也形象被描绘出李贺瘦弱多病的体质特征。李贺只活到27岁便夭亡了，这种多病，终将早逝的体质，带给了李贺很多忧虑和痛苦，所以李贺在面对同样的早逝的对象时，难免会有一种“同命相连”之感，从而引起共鸣，同情对方。这就是为什么李贺会把苏小小、李夫人、湘妃这些早逝的女子魂魄描绘得美丽多情，带着淡淡的哀怨气息。

　　身体上李贺受着病痛的折磨，在仕途上，李贺也走的颇为坎坷，郁郁不得志。李贺很小就表现出惊人的才华，本想通过应试之路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怎料李贺父亲的名字“晋肃”与“进士”犯了“嫌名”，尽管韩愈写了《讳辩》为李贺极力辩护，但是李贺的科举之路还是被阻断。尽管李贺后来担任奉礼郎一职，但只不过是小官闲官而已，自己的抱负根本无法实现，《秋来》里的书生魂魄满腹幽怨，《王墓下作》里王死后被人遗忘的凄凉，不正是李贺借他人之事，来倾吐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吗?

　　病痛的折磨，生命的短暂，抱负的落空，使李贺急切地想抓住时间，建立一番功业。“飞关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苦昼短》里对光阴急速地流逝，人的迅速衰老，李贺显得十分焦虑。这种感觉，在李贺看见那些古代英雄、历史遗迹发生沧桑巨变时，体会得更加深刻，时光流逝，历史的苍凉感油然而生。《长平箭头歌》《铜驼悲》正是包含着这样的体验。

　　上面所说的鬼妖，或多或少令人同情，而《公无出门》里极端凶残、恐怖的恶鬼，是令李贺十分厌恶、恐惧、愤怒的。身处战乱的中唐社会，社会的黑暗让很多人都吃尽苦头，李贺应该也不例外。黑暗的社会就像那吃人的恶鬼，吞噬着李贺的希望、抱负、幸福。同时病魔也如同恶鬼，吞噬着李贺的健康、寿命。对此李贺当然是极端地厌恶、恐惧和愤怒，于是那些凶残、恐怖的恶鬼形象就被李贺塑造了出来。

　　此外李贺长期写鬼，可见他已经熟谙了这种写作程式，偏爱与这样一种“鬼气”的审美易趣。所以在一些本来主旨与鬼妖、悲伤无关的诗歌中，也常见李贺的鬼语，由此李贺的诗歌也形成了诡谲的独特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可谓是李诗的标志了。　　五.矛盾的鬼妖观形成之因

　　李贺的诗歌中流露出李贺不信鬼的态度，从另一角度来看，李贺担任过奉礼郎，管理祭祀，对于鬼神的了解一定更深于他人，对过于熟悉的事物，人们反而没有了神秘感，从而产生怀疑，这也说明李贺不信鬼。但是鬼妖又是李贺抒发自己情怀的最佳意象。朱光潜曾说：“痛苦在悲剧中被感觉到并得到表现，与此同时，他那郁积的能量就得到宣泄而缓和，这种郁积能量的缓和不仅意味着消除高强度的紧张，而且也是唤起一种生命力感，于是这就引起快感。”[6]在鬼魅的世界里，李贺多病、仕途不顺、对动荡社会不满的压抑、痛苦情绪可以通过鬼神等意象尽情地释放出来，获得一种解脱和自由，从而得到一种快感。这种快感是舒缓李贺抑郁精神的良好渠道。所以李贺爱写鬼，用鬼语，对鬼妖抱有深厚的感情。以至于“每当看到阴冷可怕事物的时候，就兴致勃勃、才情爆发”。

　　至于李贺惧怕鬼，也是可以理解的。李贺对鬼妖的矛盾心态，从实质上讲，是对生死的不断思考和追问。李贺畏鬼，是因为鬼即意味着死亡，死亡是李贺所畏惧的，纵观李贺27岁的人生，他的大部分时光都与病痛相伴，所以诗人对于消磨他生命的病痛来说，他是非常渴望生存下来的。同时，在李贺病弱的外表下，仍旧有一颗实现理想抱负的进取之心。“少年心事当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自己的理想抱负没有实现，功业还未建立，怎么能如此罢休，奔赴死亡?于是李贺是畏鬼的，是恋生的。然而如果面对死亡，他也是不惧的，“社会和个人的原因，使李贺对城市生活感到空虚和幻灭……他不指望生命能够长存……所以，当死亡的预感来临的时候，诗人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消极地加以回避”，而是以他的感受力“对死亡世界进行了一番游历，企图在死亡世界里获得在尘世中所不能得到的生命的慰藉与快乐。”[8]能够以理性的思维直视死亡，在死亡的世界里去探索，可见李贺是不惧死亡的，是不惧鬼的。能在生与死之间不断探索，思考，这也让李贺的鬼诗上升到了一种思考人类普遍问题的高度，从而有了哲学意义。李世熊很好地评价了李贺的这种态度：“生而死矣……生死非贺所欣戚。”[9]李贺的鬼诗能超出一己之悲，进行生死间的思考，也成为诗歌打动人心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贺写鬼、用鬼语，他的鬼诗不是在故意堆砌险怪字句，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感官刺激这个前线层面。它包含了诗人自身苦痛经历所发出忧戚之情，还在生死这个哲学层面做了一次探寻和思考。这些鬼诗蕴含的丰富意蕴，足以让它们在中国古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李贺被称为“鬼仙”无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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