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
据《旧唐书》记载,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其父为任城尉。青年时期的李白显示了超凡的才能,并且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又《旧唐书》记载,李白流放虽然遇赦,却由于途中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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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生平和性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谓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年轻时仗剑任侠,《与韩荆州书》云: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