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白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接连两次甘当“赘婿”呢?究其原因，一方面讲，李白毕竟出自“胡地”，在回到巴蜀江油偏居后(当时亦称为西南夷)，那里也杂居着以“羌胡”为主的许多少数民族，他必会受到当地婚俗世风的影响。所以，对于深具豪放本质的诗人李白来讲，他是不会在意于内地汉人的“世俗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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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在李白出生地碎叶，以西突厥人的活动影响最大。当时生活于西域之地的各民族，还存有许多母系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风气，且突厥族的社会发展，相比汉族要落后许多。他们突出女性的身份地位，婚俗上往往体现于“女婚男嫁”。

　　在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序论》上，就讲述了这样一段关于西域习俗的话：“黑岭以来，莫非胡俗。…(其)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而在《隋书?北狄传》中，对突厥族人的风俗也有一说：“(他们)虽姓氏各别，总谓铁勒。…唯丈夫婚毕，便就女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俗也。”

　　因此，我们对李白是否汉人(郭沫若说)?或者胡人(陈寅恪说)?又或者胡化的汉人(胡怀琛说)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一点，他是出自西域迁来的家庭，必然要深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的。李白对于先后“入赘相门”为婿之事深感荣光，并时在诗文里得意自鸣。可见从他的心理上，并无有这层阴影，也显出李白“奇”的特征。然而，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李白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是有着想“攀附名门”来提升身份地位，便于结交权贵，跻身于仕途考虑的!也就是说，李白的某些行事作风上，也存在未能免俗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