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谓忧杜甫、房珀而作。

　　《新唐书・严武传》曰：“武在蜀放肆……珀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在此以前，唐代李绰《尚书故实》、唐代范摅《云溪友议》已有此说。《新唐书・韦皋传》、宋代杨遂《李太白故宅记》、宋代钱易《南部新书》等均持此说，认为李白作《蜀道难》是为老朋友房、杜甫的前途和性命担忧，奉劝他们“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虽然这一说法产生较早，记载的典籍也比较权威，但这一说法是最不靠谱的。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在天宝初年，而房�贬蜀和杜甫入蜀都在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之后。汲古阁本殷瑶的《河岳英灵集》中选有李白《蜀道难》一诗。殷瑶在诗集的序言中云：“此集起甲寅，终癸巳。”按甲寅为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癸巳为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殷瑶的说法是严密准确的，则《蜀道难》绝不可能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再说杜甫逃荒入川时，李白因参与永王李磷幕府被判长流夜郎途中，被羁押的李白恐怕也无从得知杜甫的消息。

　　其二，谓讽章仇兼琼作。

　　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洪驹父诗话》云：“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考其年月近之矣。”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四、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六、清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十《寄题杜二锦江野亭》(此系严武诗)注及北宋诗人黄庭坚等均持此说。章仇兼琼开元末为益州长史、剑南防御使，李白作《蜀道难》是担心他会拥兵自重、搞地方割据，忧心忡忡，作诗讽之，诗中有“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一些学者认为，开元末年天宝初年天下太平，地方军阀还不敢对抗中央，章仇兼琼也还未显示出割据四川之意。天宝五年五月之后章仇兼琼调离蜀中到中央任户部尚书。李白的这首《蜀道难》也不可能专为讽章仇兼琼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