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白对“风流”人物认同的文化背景――盛唐气象

　　李白诗歌中对“风流”人物的品藻，原因众多。较为重要的是与其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盛唐气象密切相关。

　　李白对“诗酒风流”的体认，与盛唐气象密不可分。李白及其同时代的盛唐诗人，不仅仅为饮酒而饮酒，而是借助酒精的力量，展现出一种才华之美：一方面促成他们勃发的狂傲之气;另一方面也使其在醉酒的状态中找到灵感，与心灵境界相契合，恣意地表现出诗歌中高超的艺术境界。李白及盛唐诗人表现着酒的情韵，将酒融入了性情、融入了诗歌，使其成为诗歌内容的一部分。这种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整体上都有的“诗酒风流”精神，是整个盛唐气象的体现。杨义在《李杜诗学》中说：“‘斗酒诗百篇’已经成为‘醉态’盛唐的旺盛蓬勃的艺术创造力的象征。象征着傲岸雄放、超越世俗的诗学激情，象征着强大自信的国力能以包容的广阔的自由创造空间。”李白及其所欣赏的人物，都带有这种在“醉态盛唐”中体现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精神，这使其在自由的氛围中展现着高扬的个体精神，最大程度上发挥着诗酒结合的内涵。

　　李白所赞赏的“隐逸风流”，也是盛唐气象的体现。不仅李白欣赏隐士们的隐逸风流，而且他和同时代的盛唐诗人大都亲身体验过隐居的经历和生活。如岑参先后隐居嵩山、终南山，常建结茅于太白西峰，“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的李颀曾隐居嵩阳十年，李白本人也曾隐于嵩山、山东徂徕、庐山等地……盛唐人之所以如此喜好隐逸生活，与当时的社会风尚离不开。首先道教是唐代的国教，唐代皇帝以老子李聃的后代自居，求仙访道、隐逸炼丹在当时蔚然成风。唐人喜欢隐逸与此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唐代士人因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求仕，不参加科举而靠隐居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名气，走终南捷径，从而做官求仕建功立业，也不失为一条可取的道路。于是在盛唐气象极度包容的文化下，释、道的隐逸独善其身和儒家的治国达济天下在这里找到了完美的结合点。

　　李白对“豪侠风流”的认同也与盛唐气象相联系。在盛唐诗人心目中，侠士不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更是一种精神气质的象征，象征着自由与豪情，充满着朝气，这与林庚先生为“盛唐气象”所定义的“蓬勃的气象”与“蓬勃的思想感情”一致。李白对游侠行为和精神的“风流”体认，代表着他对这种理想化的侠义气质、人生境界与人格理想追求与向往。且作为盛唐游侠诗人的代表。他的身上几乎体现了盛唐时代所蕴含的尚武任侠精神。盛唐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盛唐气象就是在其滋润下形成的一种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盛唐人特有的风尚与气象。而游侠精神中的狂放、豪迈等气质与品质，在这种土壤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与最大限度的包容，使“少年侠士的形象成了当时人的偶像，强梁豪迈的气概成了当时人的时尚，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内心中期待自己成为具有这种风度的偶像”，于是他们重信守义，重感情与气节，重精神自由，率性豪迈……李白及其所欣赏的人物都具有相类似的特点，这是盛唐气象呈现的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综上，我们认为，李白的11首涉及到对“风流”人物品藻的诗歌中，按其所品藻的人物类型可分为诗酒风流、隐逸风流、豪侠风流三类。其中诗酒风流的人物特点是酒醉狂放、才华横溢，隐逸风流的人物特点是德行高洁、兼善诗酒，豪侠风流的人物特点是快意恩仇、重节仗义。这不仅是李白对“风流”的人物体认，更是盛唐士人共同的人物审美理想与人格生命追求。这与当时特定的文化时代背景――盛唐气象息息相关。首先，盛唐人在醉酒中展现着才华美，在自由中体现着昂扬的、积极向上的个性精神，这便是盛唐气象所呈现的盛唐精神。其次，盛唐气象的文化背景极度包容，释、道的隐逸独善其身和儒家的治国达济天下能完美结合。再次，豪侠仗义不仅体现着盛唐气象“蓬勃的思想感情”，并也在多元文化的滋润下与盛唐主流文化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