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三位中最为著名的梁实秋，一生留下了两千万字的文字创作，更是一人完成了莎翁全集的翻译，这部《英国文学史》即是在七十高龄之时以七年之功写成的皇皇巨著。“迟暮之年，独荷艰巨，诚然是不自量力。历时七载有余，勉强终篇，如释重负。”他曾如是说。

　　梁实秋先生早年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重要流派“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曾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代表人物备受批判。

　　姑且不论这种批判，有趣的是，梁实秋先生在这本《英国文学史》中，并没有忽视时代背景对于文学的影响，于每章开头交代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普遍风气，这种写法于我们并无陌生之感。

　　从广义上说，文学自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但却不能因此忽视其相当的独立性，某一时代产生出的文学并非只是时代的附庸，而伟大的作家如莎士比亚，绝不是只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梁实秋先生这种貌似折中保守的写法，实在是源于学者身份下的一份客观与严谨。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文学史须注重事实，如果读者对所论述内容并无较多的了解，则批判意见自然显得漫无边际，无所附丽，并不会使人真正受益。因此，梁实秋先生并没有特意以一套史观，一种理论来统摄全书，以成一家之言，夺人耳目，而是谦虚地称这部文学史可以归属在“教科书”一类，“注重的是事实，而非批评”，并无意在书中事先代读者对作家作品作了评论，表达自己批评的意见，而是让文学回归文学，回归经典，用最诚实的笔墨写这部宁静的大书。

　　在经历了数十年文学与政治捆绑纠葛的中国，文学长期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在今天，读到梁实秋数十年前，于远离政治风浪的海峡对岸写成的这部文学史，有心的读者当有一份“迟来的相遇”之感。　　于是，在这部时间跨度达八九百年的文学史中，我们有幸得见梁实秋先生逐一亲自翻译的英国文学作品。略带文言色彩的文笔，知人论世的批评，读这部书，说是接受一次珍贵的文学启蒙亦不为过。

　　而读者也可凭借这场文学盛宴了解数百年来英国历史文化的流变，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与风土人情，更不必说文人与政治微妙复杂的关系，文学和时代的悖谬与投合……

　　遗憾的是，本书所展开的英国文学之旅戛然而止于二十世纪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不知是梁先生因年高而精力难为，还是有意与光怪陆离的二十世纪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只说“对这相当长的一段文学历史总应有个交代。这一缺陷如何弥补只好有待于来兹了。”

　　(书评人：王光灿，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