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舍

　　初闻《雅舍》一题，以为又是一篇作家描述其书房及书房中读书作文之乐的作品，因为但凡论及文人墨客的书房，无论其因家境情况而有大有小，却都不失雅致、素雅的特征，延题而读，不禁莞尔，“房子有砖柱，有竹？墙……有墙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漏滴。”雅从何而来？

　　作者取同住雅舍的邻友龚业雅之名称其住所，我想这雅不在“舍”而在“人”。当时，正处抗日战争的攻坚时期，各地局势均动荡不安。在来北培（雅舍所在地）之前，梁实秋几经周转，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1937年离开北京，逗留天津数月，在见闻《益古报》总经理被日军枪杀后，逃往南京，而南京也是战火不断，无心办事，转而赴命于长沙，中间曾回北京探亲数月，又因局势不利，重又孑然一身漂泊，开始了六年的独身生活，在汉口停留数月后，又因战事逼近随机关迁往重庆。武汉失守，川中亦不复安宁，梁实秋再次随教育机关迁往青木关，定居青木关下的北培。然此时居所虽定，梁实秋却迎来了他人生的另一种“战争”——文坛战争。当时梁实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为征集文稿而作了一篇《编者的话》，却掀起了一场关于“与抗战无关”的论战，引起了《大公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十余家报刊，包括左翼作家、老舍等自由论者疾风骤雨的抨击，梁实秋难以招架，离开了副刊主编之位，接下来便开始了他在雅舍的一段清心自由的半隐居式生活。

　　终止了在生活上、精神上的血雨腥风，梁实秋对雅舍的简单生活充满了好感。正是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正是在风雨飘摇的苦难日子里，梁实秋才与这座“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它，在烽火连天之日给了作者以栖身之地；是它，使作者得以在他乡躲避风雨，阻挡严寒。无论它是何等寒陋、何等的破败，但作者在漫长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安适和温暖却是它给予的。它不但是作者全部物质生活的主要依靠，也是作者整个心灵的主要安慰。在日日夜夜的相处中，作者在实际的生活和内在的心灵上都与“雅舍”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了作者朝夕与共的朋友和伴侣。它给了作者以心灵的安慰，作者也对它怀有温暖的情意。因此，写起《雅舍》来也是情趣横生。且又说雅舍所处之地清幽、视野之开阔，醉人的月夜小景等讨喜的优点，这样的自然清新深得作者喜爱，便是雅舍的种种难堪之处，在其看来也不失乐趣所在。“若说地点荒凉，则日月之夕，成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还乃见情谊。”“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这本是让人甚觉扰烦的事，对于孤身一人在外的梁实秋却减少了孤独与凄清之苦。更有意思的是，令人极其憎厌的鼠子，蚊虫在作者对其“没有法子”的无奈下，均化作作者修身养性的道具了。在通篇的描写中，我们看到“雅舍”的“敝”、“陋”，但是我们却感受到了它的可爱、可亲，绝不生一丝憎恶它、厌烦它、疏远它的感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这种艺术匠心只能产生在作者真实的情绪和情感中。我们也看到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在人生的经历中，对于那些与自己相依为命，不可须臾相离的伙伴和朋友，不论他是一种无生命的物体还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我们都必须能够容纳它的（或他）的缺点和不足。假若这种缺点和不足已经不是立即得到改正的，我们就应当将之视为该事物、该人的整体的一部分，视作它（他）的整个个性的一种表现，并由对它或他的整体的爱而以宽容的态度承受这些缺点和不足给自己带来的不便乃至损害。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消极妥协的人生观，实际上它却是能够更加充分地感受它（他）的优长并与之和谐相处，相扶相助。

　　只有能够宽容地、冷静地对待与自己相依为命、朝夕相处的事物或人的缺点和不足，才能在现有基础上对之进行有效的改造，使之更适宜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雅舍”中的陈舍及我对改变陈舍的喜好使得作者的性情得以深一层次的展示。“我非显要，故名公臣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自我调侃之间，足见其不屑沽名钓誉洁身自好的品格。“喜欢翻新布置”则因为作者热爱生活，追求新颖、多变、雅致。不雅而雅，雅意自见。作者那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也跃然纸上。

　　“人生本来如寄”，“‘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雅舍让作者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去感悟人生，以超然的态度去面对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生活，用超现实的审美态度去发现美之所在，远离是非恩怨，简单朴素地生活，“写作自遣”，做真实的自己，不失为人生之真乐趣。

　　《雅舍》中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把恶劣的生活环境写得趣味无穷、妙趣横生。雅舍虽然构造简陋，但作者却别有一番心境去审视，“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因此“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毫无隐私可言；至于鼠患频繁、蚊灾猖獗，动辄让人“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作者更是代之以平常心，视之以悠闲意，一番淡然情怀，超然心境自出。因此他对“雅舍”敝帚自珍，非但不因其舍之简陋寒碜而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甚至抱怨国家住房条件太差，住不像住，人非其人，相反，他导师能苦中作乐，时时从艰苦环境中寻觅生活情趣。“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问，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月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潆漾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所住之舍其实条件极其恶劣，可他却有一番高雅的情趣，能自造意境，将有限的生活物质环境通过审美的“崇高”化，转化为精神的审美享受，不能不令人对他的高雅品位肃然起敬。如他所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可见他不但坦然接受生活，而且常怀知足知心。可见梁实秋先生深谙“境由心造”的道理，完全把自己与客观的物质环境相融合，从心底诚恳的接受，不排斥不对抗，坦然从容面对眼前的一切，正如当时社会环境乃至战争所导致的恶劣空气，他一概坦然受之，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小生活，努力营造生活情调。而谁知道，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明智的“大隐隐于市”的选择呢？

　　诚如梁实秋先生所言“‘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先生独品，在于“不从俗”，亦在于“闲情偶寄”，他的这种心态也自然造就了他的“不拘篇章”，从而使一腔自由神意奔跃于文，无拘无缚，恣意翩然。而这当然离不开“雅舍”赐予他的绝好的“心远地自偏”的环境。“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此即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