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顾城之死:中国不需要爱无能的诗人

时间:2021-08-31

  【导读】顾城1956年生于诗人之家,父亲是著名诗人顾工。顾城17岁开始写作生涯,给各个报社杂志投稿。1987年开始游历欧洲做文化交流,1988年便隐居新西兰激流岛,过自给自足的生活,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谢烨随后不治身亡。

  导语:10月8日是顾城自杀20周年的忌日,媒体再次用深情的笔调缅怀这位诗人,一位作家写道:“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他本来就是自己。”本着“原谅”与“缅怀”的目的,人们确实已经忘却了顾城为何而死,更记不清顾城的生涯历程,唯一记得只是朦胧诗所营造的意象,和一个被抽离了真实面貌的偶像,但显然,纪念顾城不该只有这些。反思顾城之死,我们应当坚定的说:中国不需要爱无能的诗人。

  01顾城只追求抽象精神世界 对现实生活极度冷漠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顾城是一种奇异的存在,舆论对他总是“不忍责备”。20年前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对于此种暴戾,当年的媒体极少苛责,以致于谢烨之母曾发出不平之悲鸣:“明明是杀了人,居然还有人专门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从背后活活地劈杀了我的烨儿,却说成是什么‘殉情’,……明明是一件残酷的血淋淋的凶杀案,却弄出‘水仙子’、‘女儿国’、‘绝唱’什么的花花绿绿的东西来!……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烨儿头上的斧头,如今天天在砍着我的心,我的头!”

  时过境迁20年后,不得不承认,谢烨母亲的控诉依然是对的。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嘈杂的悼念、追思声中,“不忍责备”者始终占据主流——譬如某与顾城同时代的女诗人撰文感叹:“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所谓“更诗人”,或许正是舆论20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

  20年前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

  “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但顾城有自己的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这种看似带有强烈“自我牺牲”精神的表述,使人胆战心惊——在“自我牺牲”的表象下,诗人对具体现实生活的极度冷漠,和对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热追求,同样清晰可见。与顾城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描述诗人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与痛恨:

  “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他后来总是说,穿衣和吃饭,在他看来毫无实质”;“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

  从顾彬的这两段回忆里,已不难窥见顾城夫妇的凄惨结局。一方面,顾城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对谢烨有着无尽的依赖;另一方面,诗人又奢望谢烨能够充当自己虚构的理想世界的代言人。前者要求谢烨全盘负责诗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作品的整理、出版,离开了谢烨,诗人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创作也无法继续;后者却“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因为“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这种冲突,无时无刻不存在于顾城夫妻之间,顾彬说,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顾城家做客,“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不许做饭烧菜尚在其次,诗人甚至不允许妻子过一种“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 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