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听来的故事》(节选)赏析】

　　宋伯公是个可爱的人。他的可爱由于互相关联的两点：他热心交友，舍己从人;朋友托给他的事，他都当作自己的事那样给办理;他永远不怕多受累。因为这个，他的经验所以比一般人的都丰富，他有许多可听的故事。大家爱他的忠诚，也爱他的故事。找他帮忙也好，找他闲谈也好，他总是使人满意的。

　　我把他硬扯到家中来。我应许给他打酒买菜;他接收了我的贿赂。他忘了樱花，可是我并想不起一定的事儿来说。瞎扯了半天，我提到孟智辰来。他马上接了过去：“提起孟智辰来，那天你见他的经过如何?”

　　我并不很认识这个孟先生——或者应说孟秘书长——我前几天见过他一面，还是由宋伯公介绍的。我不是要见孟先生，而是必须见孟秘书长;我有件非秘书长不办的事情。

　　“我见着了他，”我说，“跟你告诉我的一点也不差：四棱子脑袋;牙和眼睛老预备着发笑，唯恐笑晚了;脸上的神气明明宣布着：我什么也记不住，只能陪你笑一笑。”

　　“是不是?”宋伯公有点得意他形容人的本事。“可是，对那件事他怎么说?”

　　“他，他没办法。”

　　“什么?又没办法?这小子又要升官了!”宋伯公咬上嘴唇，象是想着点什么。

　　“没办法就又要升官了?”我有点惊异。

　　“你看，我这儿不是想哪吗?”

　　我不敢再紧问了，他要说一件事就要说完全了，我必须忍耐的等他想。虽然我的惊异使我想马上问他许多问题，可是我不敢开口;“凭他那个神气，怎能当上秘书长?”这句最先来到嘴边上的，我也咽下去。

　　我忍耐的等着他，好象避雨的时候渴望黑云裂开一点那样。不久——虽然我觉得仿佛很久——他的眼球里透出点笑光来，我知道他是预备好了。

　　“哼!”他出了声：“够写篇小说的!”

　　“说吧，下午请你看电影!”

　　“值得看三次电影的，真的!”宋伯公知道他所有的故事的价值：“你知道，孟秘书长是我大学里的同学?一点不瞎吹!同系同班，真正的同学。那时候，他就是个重要人物：学生会的会长呀，作各种代表呀，都是他。”

　　“这家伙有两下子?”我问。

　　“有两下子?连半下子也没有!”

　　“因为——”

　　“因为他连半下子没有，所以大家得举他。明白了吧?”

　　“大家争会长争得不可开交，”我猜想着：“所以让给他作，是不是?”

　　宋伯公点了点头：“人家孟先生的本事是凡事无办法，因而也就没主张与意见，最好作会长，或作菩萨。”

　　“学问许不错?”没有办事能干的人往往有会读书的聪明，我想。

　　“学问?哈哈!我和他都在英文系里，人家孟先生直到毕业不晓得莎士比亚是谁。可是他毕了业，因为无论是主任、教授、讲师，都觉得应当，应当，让他毕业。不让他毕业，他们觉得对不起人。人家老孟四年的工夫，没在讲堂上发过问。哪怕教员是条驴呢，他也对着书本发愣，一声不出。教员当然也不问他;即使偶尔问到他，他会把牙露出来，把眼珠收起去，那么一笑。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好学生，当然得毕业。既准他毕业，大家就得帮助他作卷子，所以他的试卷很不错，因为是教员们给作的。自然，卷子里还有错儿，那可不是教员们作的不好，是被老孟抄错了;他老觉得M和N是可以通用的，所以把name写成mane，在他，一点也不算出奇。把这些错儿应扣的分数减去，他实得平均分数八十五分，文学士。来碗茶……

　　“毕业后，同班的先后都找到了事;前些年大学毕业生找事还不象现在这么难。老孟没事。有几个热心教育的同学办了个中学，那时候办中学是可以发财的。他们听说老孟没事，很想拉拔他一把儿，虽然准知道他不行;同学到底是同学，谁也不肯看着他闲起来。他们约上了他。叫他作什么呢，可是?教书，他教不了;训育，他管不住学生;体育，他不会，他顶好作校长。于是他作了校长。他一点不晓得大家为什么让他作校长，可是他也不骄傲，他天生来的是馒首幌子——馒头铺门口放着的那个大馒头，大，体面，木头作的，上着点白漆。

　　“一来二去不是，同学们看出来这位校长太没用了，可是他既不骄傲，又没主张，生生的把他撵了，似乎不大好意思。于是大家给他运动了个官立中学的校长。这位馒头幌子笑着搬了家。这时候，他结了婚，他的夫人是自幼定下的。她家中很有钱，兄弟们中有两位在西洋留学的。她可是并不认识多少字，所以很看得起她的丈夫。结婚不久，他在校长的椅子上坐不牢了;学校里发生了风潮，他没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兄由西洋回来，得了博士;回来就作了教育部的秘书。老孟一点主意没有，可也并不着急：倒慌了教育局局长——那时候还不叫教育局;管它叫什么呢——这玩艺，免老孟的职简直是和教育部秘书开火;不免职吧，事情办不下去。局长想出条好道，去请示部秘书好了。秘书新由外国回来，还没完全把西洋忘掉，‘局长看着办吧。不过，派他去考查教育也好。’局长鞠躬而退;不几天，老孟换了西装，由馒头改成了面包。临走的时候，他的内兄嘱咐他：不必调查教育，安心的念二年书倒是好办法，我可以给你办官费。再来碗热的……

　　“二年无话，赶老孟回到国来，博士内兄已是大学校长。校长把他安置在历史系，教授。孟教授还是不骄傲，老实不客气的告诉系主任：东洋史，他不熟;西洋史，他知道一点;中国史，他没念过。系主任给了他两门最容易的功课，老孟还是教不了。到了学年终，系主任该从新选过——那时候的主任是由教授们选举的——大家一商议，校长的妹夫既是教不了任何功课，顶好是作主任;主任只须教一门功课就行了。老孟作了系主任，一点也不骄傲，可是挺喜欢自己能少教一门功课，笑着向大家说：我就是得少教功课。好象他一点别的毛病没有，而最适宜当主任似的。有一回我到他家里吃饭，孟夫人指着脸子说他：‘我哥哥也溜过学，你也溜过学，怎么哥哥会作大校长，你怎就不会?’老孟低着头对自己笑了一下：‘哼，我作主任合适!’我差点没憋死，我不敢笑出来。

　　“后来，他的内兄校长升了部长，他作了编译局局长。叫他作司长吧，他看不懂公事;叫他作秘书吧，他不会写;叫他作编辑委员吧，他不会编也不会译，况且职位也太低。他天生来的该作局长，既不须编，也无须译，又不用天天办公。‘哼，我就是作局长合适!’这家伙仿佛很有自知之明似的。由他身上，我明白了我们的时代——没办法就是办法的时代。一个人无须为他的时代着急，也无须为个人着急，他只须天真的没办法，自然会在波浪上浮着，而相信：‘哼，我浮着最合适。’这并不是我的生命哲学，不过是由老孟看出来这么点道理，这个道理使我每逢遇到失败而不去着急。再来碗茶!”

　　他喝着茶，我问了句：“这个人没什么坏心眼?”

　　“没有，坏心眼多少需要一些聪明;茶不错，越焖越香!”宋伯公看着手里的茶碗。“在这个年月，凡要成功的必须掏坏;现在的经济制度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制度。掏了坏，成了功;可不见就站得住。三摇两摆，还得栽下来;没有保险的事儿。我说老孟是一种灵感，我的意思就是他有种天才，或是直觉，他无须用坏心眼而能在波浪上浮着，而且浮得很长久。认识了他便认识了保身之道。他没计划，没志愿，他只觉得合适，谁也没法子治他。成功的会再失败;老孟只有成功，无为而治。”

　　(原载1935年5月12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