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不仅是描绘市民生活的艺术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满族作家。尽管老舍在建国前的创作中从不明确人物的民族身份，也从不指明小说的民族定位，但是，小说里多处展现满族文化，也隐藏着许多旗人形象，具有鲜明的满文化色彩。在清末民初激烈的反满情绪下，老舍依旧难以割舍民族情结，怀着“头朝下”的心理，创作出“隐式满族文学”，以追寻和反思满族文化的盛衰得失。

　　“老舍(1899—1966)，北京人，满洲整红旗，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是朱栋霖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老舍满族身份的唯一介绍，除此之外，书中再无提及任何与满族、满人、满文化有关的信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诸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学史对老舍满族作家身份和其作品中满族文化的忽略不可不说是一大缺陷。老舍是满族作家中不应被忽视的一员大将，他心系自己的民族，将满文化风情和满式幽默巧妙融入创作中，将满人的趣味和弊病“不虚美，不隐恶”地展现在作品中，带着他对满族的追忆和反思，怀着一腔难以压抑的民族情结，在反满情绪高涨的年代里，创造了“隐式满族文学”。本文从若干角度，对老舍建国前小说中隐蔽的满人、满文化加以挖掘和归纳，考察老舍隐晦地表现满族文化的原因，并探究老舍对待满族文化的态度和思考。

　　一、曲艺文化

　　满族先民世代生活在东北的高寒地带，在渔猎和耕种的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喜好说唱艺术的文化心理。满人入主中原后，其文化情趣随之进入北京，与北京的民间文艺相遇融合，发展了与满族文化心灵相通的民间说唱艺术，形成了在满文化推动和主导下的文化气质和欣赏格调，京戏被尊为国粹便与之有关。戏园子、茶馆、说书场、卖艺场等是满人文化生活中的乐园。清末，普通满人多少都会唱两句京戏或牌子曲，会玩一两种乐器。许多满族家庭中都有八角鼓、三弦等乐器。“戏曲和曲艺成为满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也创作大量的快板、鼓词，等等”，满族对戏曲的嗜好在数百年历史里形成了稳定深厚的文化心理。民国初年，旗署被裁撤后，大部分满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其中不少人成为专业戏曲艺人，以艺谋生。

　　在老舍建国前的多部小说中，都能找到“满人好戏曲，戏曲伴满人”的细节。如《二马》中，自幼生活在北京的老马，离开故土亲友，和儿子到伦敦继承遗产做生意。他在温都太太母女去歇夏的那天，“心中莫名其妙地涌出种说不上来的难过”，忽然觉得：“哎!活着有什么意味!”可是，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老马，怀着末世满人常有的自慰心理，转而想到：“可是活着，说回来了，也不错!”“好歹活着吧!混吧!混过一天是一天，心中好似……他差点没哼哼出几句西皮快板来。”老马在感伤、沮丧、无聊的心境下，并没有像汉家男子“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样借酒浇愁，而是想到哼哼几句西皮快板聊以自慰。“这种表达麻木心态的方式，是老舍式的，也是满族式的，是清末民初的没落满人无可奈何情绪的自然宣泄方式”。再如《赵子曰》中，追求新潮又萎靡懒怠的大学生赵子曰，在决定为国民牺牲一切而做点什么时，唯一想到的就是“牺牲色相，唱戏募捐”，唯一希图的是听戏的人喊几声“迎头好”。不难看出，赵子曰也是个戏性十足的满人。唱戏图个好，是典型的旗人文化情趣。《末一块钱》中的林乃久可谓是戏迷和情迷的混合体。他对伶人史莲霞的迷恋最初是由于史莲霞的曲艺打动了他，而后，林乃久由喜爱史莲霞的戏到迷恋史莲霞的人。林乃久为了见史莲霞，为了听她的戏，挣扎在金钱和人格上。像林乃久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戏园子里的男女老少，大多数是每天光临，他们对戏曲的痴迷体现了北平满人爱戏的文化情趣。

　　老马、赵子曰、林乃久都没有明确的旗人身份，但他们自然流露出的对戏曲的爱好和依赖，让人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隐藏着满人的“影子”。这些没落满人，虽然受过一定的教育，有较好的生活修养，懂礼貌、知礼节、重体面，但残酷的社会变革将他们从高堂打入地狱，在物质和精神上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他们过惯了的体面生活，蒙受惯了的与皇家同族的尊贵身份，却在顷刻间化为乌有，他们遭遇贫穷、迷茫，受到歧视和嘲骂。“他们精神萎靡，已经提不起精神去做任何有意义或无意义的挣扎和上进，甚至懒得为稻梁谋了(如林乃久)”。他们无力反抗，成了“窝囊废”，这与社会变化是分不开的，也和满人从贵入贱的巨大心理落差和现实遭遇密切相关。他们所能做的是在低迷中依赖本民族文化中还能带给他们快乐和安慰的事物而生存下去。他们是一群值得人同情和悲哀的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