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我走进五台中学，校园中心是个月形湖，前面有曲折雅静的廊亭，后建有高大的“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两旁是教室。华中大学给喜洲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还有人记得老舍吗?多年之后，喜洲人回忆：“请名家来作报告，也请了老舍，全校老师、学生都爱听，他讲得好，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两句话，一是他讲什么是文化?不是读书写字才是文化，吃饭穿衣都是文化!这种理论当时学生听着很新鲜。他又说中国的说书先生会讲故事，讲武松，只潘金莲下楼这个情节，说书先生说了一个星期了，潘金莲才走了两个台阶。”

　　演讲时候的老舍是多么幽默风趣。抗战时期，老舍经历的各项事务无不粗粝鄙陋，国破家残，文协经费捉襟见肘，更有重重人为的阻力令他心力交瘁。在喜洲，老舍能够轻松地谈文化谈文学了，明显的，老舍心境舒展开来了。

　　“游了一回洱海，可惜不是月夜。湖边有不少稻田，也有小小的村落。也游了一次山，山上到处响着溪水，东一个西一个的好多水磨。水比山还好看!苍山的积雪化为清溪，水浅绿，随处在石块左右，翻起白花，水的声色，有点象瑞士的。”

　　在喜洲，老舍不再想起他的故乡北京，不再想起他盛赞的昆明，而是他想起了年轻时代游历的伦敦和瑞士。不到30岁的老舍漂洋过海到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做讲师，第一次感受到了现代理性规约下的城市发展，古老中国所匮乏的生气和力量，令他印象深刻。瑞士，这个和平美丽的国家，在二战的炮火纷飞中，几乎是所有人的终极梦想。此刻的伦敦与瑞士，不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个表征着诗意栖居的文化符号。　　老舍在战火中疲惫的心灵在喜洲有过安静的睡眠和彩色的梦吗?

　　我轻轻叩问喜洲清凉的空气。

　　随老舍曾经的脚步走过苍逸图书馆，看见一株巨树。白族的村寨喜欢在村口种两棵大青树，叶子终年碧绿，极快就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下是村人们商议事情或者乘凉休憩的好地方。这棵大青树有几十米高，傍晚，千只白鹭从四面八方飞来，翅膀飞翔的震动与归巢的鸣叫和着炊烟成尘世自然的喧嚣，它们栖息于此。

　　喜洲的人们便在这喧嚣的傍晚等待着一如既往极安静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