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舍为时不长的国外生活中，五年的英伦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在英国，老舍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西方文化，并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感悟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他的前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都是在英国完成寄到国内发表的，笔名老舍也是在那个时候首次使用的。因此，归国前的老舍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扬了，但是，跟那些拿着官费来读书的留学生不同，他必须靠自己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生活中的寂寞、独处异乡的种种不习惯再加上伦敦大学菲薄的待遇，让老舍的五年英国生活非常不愉快。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部是一个小单位，只有四个教职员，头儿就是曾做过宣统皇帝老师的庄士敦。庄士敦本来在英租界威海卫当文员，后来经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介绍进入紫禁城，成了皇帝的教师爷。一个老外能教中国皇帝英文，不算什么能耐，却是一种值得让人羡慕的资历，也就成了以后向上升的资本。所以，这个庄士敦，虽然中文水平一般，据说连中文报纸都看不来，更别说经史子集了，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伦敦大学的中文教授。以老舍北京人的地道中国话和扎实的国学根底，在这么个半吊子下面做事本来就够憋屈的，更何况这个庄士敦还假充内行，装腔作势地对老舍的讲授计划指手画脚，老舍的怨气就可想而知。

　　老舍虽然是被伦敦大学邀请来授课的，待遇却低得可怜。那时一个平常家境的大学生每年要花300英镑，牛津、剑桥的学生可能会用400—600英镑，老舍的年薪只有350英镑，英国人精打细算的本领可谓高明。这350英镑，除了安排自己的生活，老舍还得把其中一部分寄给老母亲和寡居的姑母、不争气的哥哥维持生活，这样，老舍数着铜子过日子，非常窘迫。据当时跟老舍来往密切的留英学生宁恩承回忆：“一套毕几青色洋服冬夏长青不换，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穿着这样的衣服给大学生授课，虽有点难为情，不过在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处之泰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