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小说的社会功用。他认为小说具有改良社会、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教之功。他说：“西方小说之荒眇无稽，至《葛利费》极矣。然其言小人国大人国的风土，亦必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讽其祖国，此得谓无关系之书乎？”（《红礁画浆录·译余剩语》）文学讽教之说，中国传统文学早已有之，但他将文学与祖国关连起来，一变将小说视为闲情逸致。同时，在他的感悟中，文学与政教既关联又是具有独立性的。他在《吟边燕语·序》中说：“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权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文学应具有文学的独立性，但文学家不应没有文学家的责任感，他在狄更斯的诸多小说中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者，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狄更斯其人，如能举社会中积弊者为小说，固告当事，或庶几也”。（《贼史·序》）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发展的主脉之一，就是文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主脉的源头不能不追溯到林纾那里。

　　第二，关于文学写实手法。林纾充分肯定狄更斯小说刻画下层社会市民生活的写实小说的文学价值。他在《孝女耐儿传·序》中，一再肯定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高明手法”，“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谓”。在《块肉余生述·序》中，他认为“迭更斯此书，种种描幕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道以传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

　　第三，关于小说的叙事方法。他盛赞《洪罕女郎传》的情节丰富性：“大抵西人之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入以实事”（《洪罕女郎传·跋语》）又赞赏狄更斯小说的精巧结构方法：“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无因。手写此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已近拾皆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行踪，得是事之来源”。（《块肉余生述·序》）他还佩服狄更斯的写法，他说：“此书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尽。”（《块肉余生述·识语》）林纾的这些见解虽还只是片语感悟，但这种有感而发的根由主要来自哈葛德的作品，尤其较多的是狄更斯的作品，应该说狄更斯代表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最高成就，林纾的评说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到审美趣味都有归纳，“以彼新理、助我行文”。事实上，经林纾的翻译及其序跋的言说狄更斯的小说对五四文学有更多的影响，比如平民文学观念、写实主义手法、章节小说的体例，谐谑幽默的笔调、细致的心理刻画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