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意义

　　老渔人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塑造的最后一位悲剧英雄，也是他一生塑造的硬汉性格的最后总结。贫穷而又不走运的老渔夫圣地亚哥的命运是悲哀的，而他却又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打不败的失败者”，海明威的硬汉子品格像精灵一样铮铮依附在圣地亚哥这一人物形象之上，这便是海明威式“硬汉子”精神的象征，他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自觉亦或不自觉，都作为了海明威“冰山原则”的有力体现。

　　圣地亚哥是一个“独自在湾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生活和岁月给老人的折磨，令他“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了，可是他的那双眼睛“跟海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作品一开始时，老头儿正赶上“背运(那是形象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儿)”。八十四，整整八十四天，他连一条鱼都没有捉到，这对一个以打鱼为生的渔夫来说，那真是再倒霉不过了。就连跟他在一起很长时间的一个孩子，也不得不在第四十天离开了他。

　　老渔人的悲惨命运正是海明威的自身遭遇在艺术上的折光反射。海明威曾经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人们还未从世界大战的恶梦中醒来，幻灭、失落等种种迷惘困扰着人们。战后的社会是一片混乱、凋敝的景象，战争和社会的种种荒诞现象给海明威的精神和身体上都带来了很深的创伤，可谓九死一生。这也正是老渔人圣地亚哥苍老的表现之一。另外，我们发现从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之后，海明威整整十年没有发表什么重要作品，而1950年出版的《过河入林》又遭到舆论界的一致批评，“众多评论家甚至断言海明威的才智已经枯竭，再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了”[vii]。这个情形与圣地亚哥老人一开始的景况多么的相似，老人背了运，一连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当他坐在海滨酒店时，周围的渔夫都在嘲笑他或者对他寄予同情。

　　圣地亚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古怪老头儿”，或者说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坚强勇气与毅力，为完成只属于自己的那项别人无法替代完成的任务，为了鳏夫的光荣与尊严，圣地亚哥一定要捕到一条大鱼，对于尊严与荣耀，海明威是极其强调的，他曾经一度打算为该文使用“人的尊严”这一标题。对于海明威来说，要写好一篇 “一辈子所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从战术上讲，现在发表《老人与海》可以驳倒认为我这个作家已经完蛋的那一派意见”[viii]。海明威意识到《老人与海》的这部作品的完成，将让“别的优秀而成熟的作品与它相比大为逊色”。我“今后还要努力写得更好一些，但这会是非常困难……我是一个专业作家，对这部作品心中有数。”老渔人圣地亚哥也意识到了“85”是个吉利的日子，“可以捉到一千磅的大鱼”。[ix]圣地亚哥老人在捕到他一生捕到过的甚至见到过的最大的鱼后，耗尽了全身了精力，不仅两手空空，而且伤痕累累;而海明威在写完这部最优秀的作品后，直到最后的自杀都未曾发表过任何作品，在写《老人与海》的同时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都是在1970年他妻子整理后发表的。

　　虽然海明威说：“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扯”，笔者认为把老渔人圣地亚哥作为“打不败的失败者”的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与对海明威双重性格的探讨也分不开。悲剧超越了他的失败，升华了存在的意义，失败后的言语与行为又折射出海明威的人生观和行为准则。精神上的胜利给了这些失败者和其创造者做人的尊严和勇气，同时又以一副面具去掩盖内心深处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懦弱和自然主义宿命论。海明威的恩师格鲁特·斯泰因这样评述海明威的性格：“他用残忍当盾牌，以掩盖他惊人的胆怯和敏感。”《海明威传》的作者库·辛格也这样说：“海明威外表粗鲁健壮而又英勇，颇具男子气概，但在内心里，他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善感、温情、容易落泪。”而著名的海明威学者杰佛里·迈那斯教授却很直接地指出：“在外表上极力压制他性格上多愁善感的一面，装出一副男子豪放不羁的形象”。正是由于海明威本人的精心掩饰，使我们判断失误而在潜意识里对他的硬汉子精神产生了公式化的认定。对于海明威多愁善感的一面在老渔人圣地亚哥身上也有体现。且看圣地亚哥是怎样在清晨喊醒小男孩的， “他轻轻握住孩子的一只脚，然后便一直握着直到孩子醒来”[x]这就是老人的细腻而又温情的一面，这一面却就被海明威极力地掩饰过，这一点也许与他双重性格有密切的关系。在现实和虚构的两个世界里，追逐描写失败而又不承认失败成了海明威内心不安与痛苦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