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全诗373句，1560字，却问了173个问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遍及神话，追溯历史。表现了作者的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哲学思想、人文主义精神、无出其右的批判能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等。它和世界上任何一部“史诗”相比都不在其下：《吉尔伽美什》(巴比伦)、《摩珂婆罗多》(印度)、《埃涅阿斯记》(古罗马)、《列王纪》(波斯)《贝奥武甫》(英国)、《罗兰之歌》(法国)、《尼伯龙根之歌》(德国)、《英雄国》(芬兰)、《伊戈尔远征记》(俄国)等;和任何一部世界文学名著相比都毫不逊色：荷马的《奥德赛》、《伊利亚特》、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歌德的《浮士德》。尽管《天问》可能是最短小的“史诗”，似乎是最少“抒情”的“史诗”，但它内涵的丰富、外延的宽广、精神的博大、意义的深远、艺术的隽永、形式的奇特，综合而言，蔚为大观，举世无双!

　　可是，二千多年来，《天问》别说在世界文坛，就是在中国文坛上也没有占有一席之地;别说广大读者、作者、文艺爱好者没有阅读的兴趣，就是在专家、学者中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其原因一是文字的古奥、二是内容的深僻、三是文理的杂乱，甚至有人以此全盘对它否定。(“《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胡适)就连《楚辞》专家也认为《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难理解、最难译注的一篇奇文。

　　然而，这个伟大而神奇的题材又是怎样吸引笔者，使笔者梦魂萦绕、热血沸腾、殚精竭虑地求索长达数十年之久，并成为笔者创作纪实小说《天问》和改编 电影文学剧本《天地人之歌》的缘故与动力。前者完稿是1985年，后者脱稿是2015年，中间相隔整整30年!因为《天问》阅读难，理解也难，把它写成纪实文学更难;而改编电影剧本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只要潜心研究、博览群书、去伪存真、独辟蹊径、志存高远、设身处地，追随巨人，就能深入堂奥，化难为易;直入地心，开采矿藏;不畏艰险，攀登高峰。原来《天问》这篇似乎枯燥乏味仅是问句的诗歌，背后蕴藏的是如此丰富多彩，以一抵十的内容，它的每一个问句都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联翩而来的生动活泼的画面。它并非像历来不少楚辞专家所批评的那样文理杂乱、没有秩序、东说一句，西拉一句，因而文意难解。(至所以会出现如此偏见，鄙意主要是“错简”的缘故。)恰恰相反，《天问》是作者结构严密、匠心独运、次序井然的长诗。台湾学者苏雪林教授说得好：“我以为《天问》是一篇有头有尾，结构井然的大文章，而且还是一篇通篇有韵的长诗，墙壁上固涂鸦不出，旅行途中也胡诌不来。这是三闾大夫端居多睱的时候，翻阅了无数参考书籍，耗费了无数推敲思索的时间，惨淡经营而后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