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再看看张艺谋执导的影片《活着》，两者已经截然不同。不仅载体不同，形式不同，就连内容、主旨及审美趣味也大有不同。小说中的“老牛”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并与全篇的故事、人物有着切割不断的联系，这个重要的“道具”被电影中的“皮影戏”所取代。把小说中“老人和牛”的故事，改成了“老人和皮影戏”的爱与恨，情与仇。将“老牛”改成“皮影”，说到底就是为了画面造型的需要。“皮影戏”——这种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很容易给中国观众带来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同时它也具有“牛”所不能给予的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和画面上的故事性与造型性，它在人物环境的营造上更富有感染力，并成了该影片中主人公命运走向的重要元素。

　　由此可见，影视剧作既要写人、写事，也写环境、写道具、写背景。初学者往往把全部的精力和笔墨都用到了人物的对白上，却忽视了对景物、环境的描写。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纵观张艺谋的影片，就可以从中发现他在环境上下的工夫有时比人物还要多，因为画面中的环境的表现可以直接勾画出故事的主体和人物的命运，所以，对环境的描写宜详不宜略。前苏联电影艺术家杜甫仁科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经这样说道：“应该这样来写电影剧本，就是要使得情景说明即使长些，但是确切而富有创造性，不仅能帮助导演，而且能帮助刚来参加拍摄工作的演员正确地理解剧本作者的意图。”(《杜甫仁科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第884页)。因为大多数观众是会把银幕或荧屏上的一切都当作真实的事情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