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争吵时，季羡林的秘书李铮过来相劝，保姆也把花搬了出来，季羡林怒火稍有节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第二天，除夕，季羡林拒绝用餐，几十年惯例的初二亲友聚会也取消。直至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下父子才交换了意见。季承说：“我检查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 季承还说季羡林“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母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虽然季羡林“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季承也“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但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季羡林“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

　　在季承看来，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遗弃了别人”，从而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

　　关于一盆花的争吵只是一个导火索。季承回忆：“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账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八个字。”季承说，从母亲住院到去世都是他自己支付费用，从未向父亲要过钱。“只是有一次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未到期，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因为他听有人说我造了假账!”

十三年后，父子、祖孙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