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并不是只用上述一种方法来增加语言的节奏感。适时地穿插口语，同样也使语言风趣而多变。在描述夹竹桃的韧性品格时，作者写道：“夹竹桃却在那里静悄悄地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黄了，又长出一嘟噜。”嘟噜的使用，既具象又传神，和前边的量词“朵”比起来，又有地方个性。所有这些都增强了这篇散文的可读性。

　　一丝不苟地写作，既是季羡林对散文结构等技术层面的刻意追求，更是对情感态度的严格要求。季羡林曾这样说过：“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季羡林散文集·自序》)因为有真感情在，而真感情又支撑着“我”活跃在字里行间，所以他的《夹竹桃》才精心经营而不显矜持，有寄托而不生硬。也正因为如此，季羡林的散文可模仿其形，但不易学其神髓。

　　夹竹桃因叶似竹、花如桃而得名，原产亚洲南部，我国早有栽种。归有光就说它是“奇卉来异境，粲粲敷红英”。古人写夹竹桃，或从其非竹非桃的品性来寻找文思，如归有光的“芳姿受命独，奚假竹桃名”;或以其兼具竹之清节和桃花之艳丽而抒怀，如沈与求“摇摇儿女花，挺挺君子操”，李开先“但能长抱节，何必太呈娇”。和前人不同，季羡林对夹竹桃的书写和寄托都是与自己的独特生活经验和对这经验的体味、思考相联系的。

　　《夹竹桃》的立意虽不同于先贤，但结构却似“时俊”。其开头和结尾用的是当时散文创作中常用的“开头设悬念，结尾显其志”的方式，中间用少年时对夹竹桃的想象、幻想来承接，继之以长大成人后对夹竹桃的暂时疏远为转折，结尾用中缅友谊显时代之志。起承转合，时代痕迹明显。但是为什么这种在结构上时代痕迹明显的散文，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亲切呢?这主要是突出了“我”对夹竹桃的感觉和体验，在作者的叙述中，夹竹桃和我的生活经验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若没有“我”对夹竹桃的想象、经验和记忆，夹竹桃仍就会是散文开头的那句话“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吗?我不相信。　　在李铮编的《季羡林年谱》中，有对这篇散文背景的介绍：一九五九年，季羡林作为民间外交的使者，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五十周年研究大会。所以散文的后半部分写缅甸的夹竹桃，写它的象征意义，这都是他的真实经验和感觉。而散文的前半部分，是中年人对童年的回忆，是朝花夕拾。这部分最为独特。尤其是少年对月光下夹竹桃想象的那段：“它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幻想。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这堆影子是亚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碰巧有几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读到此，我们已经不能不接受作者关于夹竹桃是他“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的判断了。

　　季羡林用一丝不苟的态度把《夹竹桃》种在优越的语文条件的土壤中，让《夹竹桃》绽放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里。这使得他的散文在强调同一的时代里独放异彩，也使《夹竹桃》这篇短文有了文学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