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诚实和宽容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在“文革”期间对“文革”和“反右”的错误认识，同时也处处可以看到先生的宽容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在“外调”的时候，季先生受到来自山东老家“外调”人员的粗暴对待，甚至是带着家乡口音的粗口”国骂“。那时候，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吴宓先生的一句诗”如此乡音真逆耳“!这倒是其次，季先生想到更多的却是别人，他写到：“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此书对“文革”的残酷性揭露的让人不寒而栗。对像季先生这样所谓的“黑帮”的惩罚更是“花样翻新”，比如：不允许翘”二郎腿“;甚至规定不让这些“反动权威”抬头说话，以至于后来季先生重获“自由”后抬头说话反而觉得“不习惯、不自在”了。对于“不听话”的老教授是让他们在烈烈夏日睁眼看太阳一个多小时!!!至于用自行车链条抽打、用较细的铁丝挂较沉的牌子于脖子上等等更是家常便饭了。

　　【原序】

　　《牛棚杂忆》写于一九九二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如今一九九八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