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遇良师,锋芒初露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玉先生,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对季羡林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季羡林意料,这篇作文受到老师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季羡林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季羡林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季羡林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季羡林。这当然更出季羡林意料。季羡林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季羡林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里有几位国文方面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季羡林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即普罗文学。季羡林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季羡林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 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反动派通缉,不久遇难。季羡林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随后, 接胡先生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季羡林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季羡林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给了季羡林极大的鼓励。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季羡林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