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评价：学校评价的重要指标

　　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上。当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呈快速增长时，教育经费总是稀缺的。特别是在落后的经济与教育背景下，经费矛盾更加突出。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事业，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总是存在着竞争，在一定的教育支出中，学校教育经费的增加必然会减少社会教育的经费，反之亦然。

　　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共生性表现为资源的互补。具体来说，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理论研究的材料来源和验证场所，社会教育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可以丰富学校教育的教学活动。此外，社会教育还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提供服务社会的平台等。而学校有两种途径为社会教育提供资源：一是为社会教育创造新资源，如发展社会教育理论、培养社会教育师资等;二是扩展学校资源的用途，提高学校资源的利用率，使原本只用于学校教育的资源同时成为社会教育的资源，即学校直接办理社会教育。这种竞争与共生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并由此引起两者相对规模变化的同步和异步现象。

　　作为民国教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变迁的实质，就是国家为实现教育现代化而对教育结构及功能而进行的调整。民国成立后面临的教育状况是：一方面中国的学校教育不发达，入学率低;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约占总人口80%以上的文盲，且这些文盲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在教育严重落后的情况下，为快速实现教育现代化，当时的教育制度设计者准备两条腿走路：一是发展学校教育，减少新增文盲，培养未来社会精英;二是在学校之外发展社会教育，为失学成人提供补习教育。但由于教育经费缺乏，不得不加强两者的合作，并随着两者合作程度的不断加深，两者的边界日益模糊，出现了“学校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学校化”，最终导致国民教育制度的产生，以重新调整教育结构及两者的功能。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范畴，涵盖了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补习教育、慈善教育、公共设施甚至学龄儿童教育等，范围极广。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学校职能的扩张，社会教育的“瘦身”成为必然。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变迁，是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反映。 　　三、教师评价：民国教育的自由歌唱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强调“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此法强调“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的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以保障。”当时教育经费属于优先支出项目，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肯定不是现行的4%比例可以比及的)，以真正让“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国民观念落到实处。

　　民国时代教师的待遇是很高的，属于名副其实的“三高”人士，即高收入，高地位，高学识。北洋政府出台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教育部于1917年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教师月薪从50银元到450银元不等。1927年公布的新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又规定，教授月俸从180元到600元不等。教授们的薪水数量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不妨做个比较。一个小家庭的费用，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在相当不错的水平，上海普通工人的月俸只有15元，普通巡警只有2块银元，即便县长也不过20块银元。北洋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即使是在现代也望尘莫及。很难想象，财政入不敷出而政局混乱的北洋时代，却成为教育发展和教授待遇的黄金时代。民国时代，教授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远比做官经商更具吸引力。除了一般劳动者高不可攀的薪水待遇之外，教授们还具有政府官员和坊间民众一贯尊重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教授们被时代赋予了开启民智与科学民主的历史责任。

　　民国教育体制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教授治校而不是政府治校的办学政策，使得教授们有充分的自由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屈从于当权者的政策和淫威欺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一边拿着远比北洋政府普通职员高出不知多少倍的薪水过着自己的“小资”情调生活，一边到处教学演讲唱着反调指责政府，足以说明民国政府对教育以及教授们变革国民观念的包容。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由于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态度而辞职，他说：“自己绝对不能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一旦如此，以后稍微有点破例，就要呈请教育部，作为痛恶官僚的人，怎么甘心仰官僚们的鼻息呢!”或许，正是这样高度的教育自由，大学才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也才会有当记者的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做北大教授的奇迹，才会有坚定的保皇党人辜鸿铭做北大教授的传奇。

　　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名“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民国教育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便可抵达。”民国时代大师辈出，他们以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自觉的学术良知，站在人生追求的高度与视角，站在人本思想、生命哲学的高度与视角，自由地传播着自己的思想，中立地传播着普世的价值。而这一切，也许正是“钱学森之问”最完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