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接连经历罢官，贬黜，良友离世，亲人受连一系列磨难，此刻突出一个“闲”字，是否有别样的心情?文中出现的张怀民，身世也别有韵味，据考：“张怀民，字梦得，又名倔栓，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人。他于元丰六年贬至黄州，初到时寓居在承天寺”。②试想，两位同病相怜的人，一般“闲”的心境下，发现的风景又是种怎样的风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一句唯美风景下的情感，究竟是是豁达，如当今学者所得出的普遍共识那般，还是无奈，亦如另外学者指出的那般：“作者这最后一句感慨，诚然有自豪和自慰的意味，但较多的还是惆怅和悲凉”?问题可以稍作转换，于悲凄处发现“闲”之风景，苏轼是有情，还是冷漠?若是有情，情又指向何处?

　　在此不妨暂且悬置这些问题，笔者想借助于一段文学公案来展开分析，即北宋大儒朱熹对苏轼的批评。朱子认为，“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在他看来，苏氏之弊，在于其人为地割裂了文与道之间的联系，文不能载道而独成一体，以至于其风日淫，其效日微。在朱熹看来，“物之理乃道也”⑤，道即天人一统的人伦道统，在于心外，求知需虔，故要“格物致知”，最终的目的指向社会之内的忠孝之道，而苏轼的“文道分离”其实是个向内转的过程，以情淫道，故有所不当。朱子批评的正确与否且不管，但从他的批评来看，苏轼的确已经有意识地与当下流行的“儒道”一派有所距离，其所提倡的正是他们所反对的。这种“向内转”的兴起，苏轼并不是始作俑者，它首先要追溯到“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韩愈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一文中曾有如此论述：“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之，道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及物之道愈以远乎?”韩愈的转向，实际是针对当时浮夸雕饰的文风而来的，但“取乎内”的观点，也间接地促进了文学表现对外在“人伦道统”的疏离。宋代之后的欧阳修、苏洵等人，也都继承了韩愈的这个观点，其侧重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空洞无味的唱和性创作，目的在于将内容重新注入诗文的表达。这些所谓“内容”，其实多半还是儒学人伦传统的一种重新的发现和继承，但是这种“向内转”的转向，其实还是为“情”的浮现提供了契机，感受的抒发和既定认知系统在此也有了一种隐隐的剥离，这种“情”也因此开始指向了一些人伦之外的东西而变得更贴切，也更加复杂，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但这样又会带出下一个问题，既然偏离了儒家的人伦认知传统，这种“情”又从何而来，指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