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要问：小说是什么?小说难道只是对乡村病象和乡村民俗的展示吗?小说家只是黑暗社会现实异化了的触感器官吗?小说只是展示乡村的凋敝和绝望的情绪吗?作家的精神主体在哪儿呢?小说家不是新闻记者，灵魂的退隐和不在场，直接导致那种简单的复制和粘贴。对此，著名批评家李建军认为“这样做不仅导致了叙事的危机，而且还因其混乱和琐碎而造成意义空间的狭促，让读者毫无必要地承受了巨大的阅读负担和阅读疲劳。”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态度则更为悲观。其实，熟悉贾平凹小说的读者不难看出，阅读《秦腔》所带来的单调、沉闷、疲劳的消极感受，同样也存在于他的《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和《病相报告》等小说里，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可以负责任地说，贾平凹自《废都》以后，他的多数作品都陷入了一种思维混乱、病态与灰色的状态。实际上，向上追溯，贾平凹《浮躁》以后的长篇小说总是有一种灰暗、疲塌、甚至委琐的怪味儿!他越来越飞离他脚下生活着的这块坚实的黄土地了。

　　在和文学评论家郜元宝的谈话中，贾平凹又说：“我目睹故乡的传统形态一步步消亡，想要保存消亡过程的这一段，所以说要立一个碑。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这种不分章节，啰里啰嗦的写法，是因为那种生活形态只能这样写。我就是不想用任何方式，寓言啊，哲学啊，来提升那么一下。《高老庄》、《土门》是出走的人又回来，所以才有那么多来自他们世界之外的话语和思考。现在我把这些全剔除了。”这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贾平凹思想的模糊和含混，对于无法面对的问题悬值判断，干脆完全剔除。难道当代作家必须要走一条矫枉过正的钟摆式道路吗?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思考上，关键问题是什么呢?贾平凹在《高老庄》和《土门》等小说中的“话语和思考”，有多少是出自作家本身生命和灵魂的真问题呢?那一些话语不过是远身乡村“生死场”以外的肤泛的伪问题罢了。再比如，贾平凹所说的“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试问：亲情伦理能安妥个我的灵魂吗?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文化主脉——儒家，不关注和讨论灵魂的问题。贾平凹的精神主体没有建立，无论是他以前所利用的道家逍遥情怀和现在的儒家亲情伦理，都无法解决安妥他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一直在中国文化的表层打转，而从没有深入信仰的纬度里灵魂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