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班上一对男女同学在花园里说悄悄话，据说脸皮擦到了一起。有人要他作证，他一口咬定：没看见。他因此没当上团小组长。毕业后，那对公开了关系的同学送他一本大大的笔记本。旁人又说他有心计。

　　那时每次回乡，临走前一天晚上，父亲会跟他讲到后半夜。其实，那些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的道理，早已由大家族和教书先生传给了他。

　　女儿贾浅浅告诉我，这么多年，从没听父亲背后臧否过什么人。即使我在他的文字中读出一些，也是谈艺时的平和之语，且点到为止。当我问他：在很多人不要看余秋雨先生的这些年里，您为啥同他交往并保持私谊?他回：“谁写得好我就佩服谁。出个人才不容易。他对文学是有贡献的。”当我终于又问他对莫言得奖后的争议的看法，他回：“那有什么争议的?这么好的一个作家获得那么大一个奖，我们应该祝贺和致敬。”

　　父亲并不总教他温良恭俭忍——商州人有吃“忍杮”的习俗，“忍事”的意思。1982年贾平凹第一次因创作遭批判，老贾先生忧心忡忡，却对儿子说：娃啊，人没事不要找事，有了事不要怕事。李星说，贾平凹一向避谈政治，十分谨慎。那些对扭曲时代“政治行为”的不原谅和对前时代“政治正确”的攻击，很可能是因为评论者生未逢时，或不在其中，或是对人性缺乏足够开阔的视域——理想主义者的易于失望、愤怒，是没有看透在各种困境之下，人世本就是它已经呈现的那样，并将永远那样。在人类道德的漫长进退史中，良善者所能作为，即如贾平凹借带灯之口说出的：我只想让我接触到的人不变得那么坏。即如他多年喜欢的萤火虫，自带了小灯;家乡的棠棣花，自染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