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极花》的故事原型是在贾平凹的一个拾破烂的老乡家里发生的,贾平凹的这部小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黄德海谈贾平凹小说《极花》。

　　隐喻，或者隐痛

　　——关于《极花》

　　文|黄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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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近十几年以来的小说，不是为即将消失的农村种种树起碑子，就是对世道人心的变化唱悲愤的阴歌。《极花》也不例外。这本新长篇，仍然延续着贾平凹一贯的主题，有对农村颓败的哀惋，也有对城市化进程的质疑。

　　胡蝶被拐卖之前的行为，正是城市吸纳农村精华的缩影。这个来自农村、为供弟弟上学而不得不辍学的漂亮女孩，在跟母亲去城市收破烂不久，就被城市熏陶着，认同了城市的审美，一直自我暗示已经成了城市人，并自觉接受着城市的规训：“每日一有空就在镜前照，照我的脸，照我的高跟鞋，给镜说：城市人!城市人!”

　　落后对先进，贫穷对富有，时髦对土气，破败对繁华，衰朽不堪对奋进不已……如此情形，几乎是现下写及城市和农村有关的小说的通例。如此鲜明对照之下的农村和城市，农村人的向上冲动几乎只剩下了非常狭小的空间，或者如被诅咒般地艰难生活在农村，或者如被催赶般地涌进城市——即使他们将在城市里被挤压，被忽视，落得面目模糊。在《极花》里，关于城市和农村的对照，也不外是这种情形，只是连这样的情形，贾平凹也对城市吝啬着自己的笔墨，只把它作为一个吞噬农村的符号，此外并无多话。

　　与符号化的城市对应的农村，也就来到了危险之地，很容易成为粗暴、横蛮、落后、愚昧、凋敝、屈辱、穷困潦倒的代名词;或者与之相反，农村会被写成世外桃源、人间飞地，静谧、祥和、温暖、怡然自乐、与世无争。这样的乡村，不是人能够置身其中的所在，它们只是在书写中被命名的，一个拥有着农村外壳的奇怪称呼。这个被抽走了精神元素的单一乡村，隐含着一个作家不自觉的化约(reduce)冲动。这冲动会把精微复杂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精神活动简化为某些单 一的元素，作为社会环境或时代演变的表征，而人在精神领域的活动，不过是论证某一问题的附带因素，“除了扮演一种角色以外，本身并无意义”。即便这冲动意 识到精神活动的意义，其意义也几乎只能是依附性的。

　　贾平凹几乎已经启动了化约冲动，似乎要不可避免地滑向前一种农村，“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控诉把她卖出去的人贩子，控诉愚昧的黑亮买回了她，控诉她多舛的命运，控诉她还没开始就似乎已经结束了的一生……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怎么写着写着，日子垒起来，那孩子却成了兔子(胡蝶与黑亮所生的孩子——引按)，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就这样，被贩卖的胡蝶既在贾平凹的掌握之中，又脱离了他的控制，几乎是夺过贾平凹的笔，写下了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这个用胡蝶口吻写成的小说，在摆脱了单纯的控诉之时，也把农村从粗暴横蛮的符号统驭中解脱出来，缓缓展现出其自身的精神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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