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作为农民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农民经历写得十分生动，自己从早忙到晚只能得到3个工分，而别人可以得到6个工分，自己不满，后来队长让我和两个青年一起劳作，结果我在各项任务中都败北了，后来也就只好接受自己所获得的工分了。后来作者就只好和妇女们一起工作了，也因此获得了许多妇女生活的题材，作者是这样评价家乡的女性的：“我的家乡属于陕西南部，陕南的女人一般比男人长得好，开放、热烈、痴情又能干，这一点和陕北情况不同。陕南的民歌里男的称女的，都为‘姐姐’，陕北民歌里却从来是‘妹妹’。我的小说里女的差不多敢作敢为，泼辣大胆，风情万种，而男的又常常木讷憨厚保守，那是有生活依据的，是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深深体会到的。”

　　生活在集体劳动的年代里，并非像大家想象得那样和谐，人毕竟是自私的，私人与公家，私人与私人之间都是存在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是逐步走向恶化的。作者写了一件因粮食而产生的趣味故事，妇女队长不会生育。乡里的风俗，新婚的夫妇在八月中秋的夜里，家人偷偷地在其被窝里塞一个南瓜或包谷茄子，来年就可抱上娃娃。后来窝嘴的前院婆婆对安民说怎么不给六婶炕上塞些东西，后来我们几个人觉得有意思，就去生产队偷南瓜、包谷棒子、茄子塞了六婶的炕，后来发现几个伙伴都被婆婆忽悠了，这是窝嘴婆婆与妇女队长合谋侵占生产队的财物。

　　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亦无所谓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浏览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隐与显，都是风景与风情。作者在文革期间的记忆充满了趣味，最有意思的是家乡中两派的斗争，渐渐又发展成了宗法斗争，主要是李家族与贾家族的争斗，如李家族的人要出大字报，揭发贾家六哥在厕所小便时嘴里说着毛主席，手却抓着自己的生殖器，是严重的恶攻行为。后来贾家以其人之道还之其身，诬陷李家也同样。可见当时的生活充满荒诞。作者谈到20年后的一天，他去看医生，一位老中医在他的诊所里悬挂着一面告示牌：“土改时期不谈田，四清时期不谈钱，文革时期不谈权，改革时期不谈烦。”当然最让作者感到揪心的是父亲被揪出来了，戴上了“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开除公职，下放回原籍劳动改造。一夜之间，颜色变了，作者由一个自鸣得意的贫下中农成分的可靠青年沦为与老鸦一般黑的“可教子女”，作者的父亲原本无事的，他教龄长，为人诚实而热情，业余生活又喜欢唱几句秦腔，谁也没有怀疑他有问题，结果却是一个堂兄说曾见过我的父亲有一张穿着国（min）党衣服的照片，父亲因此受到牵连。因为父亲蒙冤，家里很多福利都没有了，如工资、分粮都没有了，作者也这样说：“穷困，我们是能忍受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世态的炎凉。”父亲很喜欢交朋友，文革期间因父亲失去公职而很少往来，这也就是人的一个天性――趋利。父亲尽管颓废了一段时间，后来终于又改变了自己的颓势渐渐走向乐观，当然酒瘾也是此时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