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从诗句字面上作出负面的解读，则显得十分肤浅，也难得诗旨，违背了“诗仙”本意。 强烈的自信以及狂傲不羁的处世态度是李白极具个性的一面。“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才天生也，天授我才，必定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敢自许“天生我才”，放眼古今，恐怕惟李白一人而已。这种狂傲不羁源自强烈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乃是大唐帝国的文化心理，是华夏子孙的民族性格。李白对自己充满信心，丝毫也不怀疑，甚至于认为获得表现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是理所当然后的事，是天命所归。因此他敢在天子面前撒狂，敢叫高力士提鞋，更不在乎钟鼓馔玉，千金散尽。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个体，才华故然天授，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是其狂放不羁的凭靠。实质上，这也是李白的一个悲剧性格因素。当自我实现的强烈需求没有得到及时满足或是根本就未能得到满足时，矛盾和痛苦也就产生。需求越强烈，矛盾越深，痛苦愈盛。李白不可能走得出自设的性格陷阱。 李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尽管才高八斗才难以如愿。

　　上层官僚的排挤和打压使得他不得不远离政治。面对这种施不开手脚的窘境，李白也许感到很意外，“惟才是用”的政策之外，原来还有另一股力量左右着。这让他颇觉郁闷，心理上承受着来自现实的厚重的压抑感，这迫使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弹，即承袭魏晋之风，以一种独特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愤嫉和不满。“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以喝酒来排遣内心的压抑和苦闷，暂时的忘却政治人生的失败，在醉眼朦胧中纵声放歌，恢复本真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超脱。李白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自然与当时的酒文化有关，但他嗜酒如命甚至不要命，则是因为个人遭遇。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喝酒本为排忧，却反如火上加油，李白一头栽进了酒坛子。在他看来，也许真的是“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了。李白的任性放纵，李白的自我麻醉，实际上乃是由于他对现实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