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行楷

　　大字行楷书最负盛名，而其戛戛独造的精神光照书坛，万年不朽

　　黄庭坚的楷书是近千年书法史上最具特征的书法方式，它不断遭到人们的称赏和注重。关于这种行楷书的特征，历来多有评述，《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录《独醒杂志》一则轶事谓：“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故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P650，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

　　按《独醒杂志》为南宋人曾敏行(1118—1175)所撰，以上所记能否真为苏黄言论，恐未必然，但奇巧比喻颇能概括苏、黄行楷书的各自特征，故历来口传为盛。关于山谷行楷书有一点多不为书界所注重：即黄庭坚清癯瘦劲、戛戛独造的大字行楷书是暮年才有的风格。绍圣以前，他的行楷书经历了一个由褊肥宽绰向瘦劲细长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他存世的作品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黄庭坚存世楷书作品，笔者所见凡26件，其中墨本真迹8件，临本2件，刻帖、刻石拓本16件。若从创作的角度看，其楷书作品又可分为适用性的碑志一类和观展性(纯艺术性)创作一类。前者数量极少，目前所见仅《水头镬铭》、《王纯中墓志铭》、《顺济龙王庙碑》、《徐纯中墓志铭》、《狄梁公碑》等五件，其余皆属非适用性纯艺术创作。从传世作品可以清楚看到：黄庭坚早年楷书次要取法颜字。写于元丰七年(1084，40岁)的《发愿文卷》虽然比较放纵，但其中结字宽绰、笔画首尾提按分明等特点，清楚流显露颜字的根底。其中如“念”、“尽”、“甘露”等字更是与颜字息息相通，一望而知。最典型反映山谷颜字功力的早期代表作则要数《水头镬铭》。该铭为元祐二年(1087)山谷43岁时为京师法云寺所作。法云寺是当时京师开封三大皇家寺院之一，真宗长女冀国公主施资所建。山谷与该寺住持圆通法秀禅师为方外之友。元祐二年，寺内建大水镬(盛水的缸)，山谷应法秀之请作铭文并书写。此字结体、笔法甚至章法规划均逐一胎息颜体，而且写得既谨严沉着，又神采奕奕，笔势飞动。就作品的全体气味来看，与颜字又在似与不似之间，不如有图4《薄酒丑妇歌》(局部)

　　些书家(如蔡襄)亦步亦趋，笔笔规模颜体，充分表现山谷对书法形状的非凡把握能力及对颜楷精神本质的深入理解。北宋中期，研习颜书已是一种潮流，当时书家几无不沐其风者，山谷早年楷书既是这一潮流的反映，也初步显示他作为一位伟大书法家的基本才能。

　　从元祐三年(1088)所作《薄酒丑妇歌》来看，山谷在对颜字研习达到较高规模后，迅速转入变法求新过程：笔画由粗变瘦，结字由方正宽绰变细长紧束，暮年书风中的伸手展脚的风格初露端倪。当然，勿须讳言：山谷此作笔力不足，线条单薄、僵硬，书风不纯，审美效果明显不如《水头镬铭》，看来变法初期书法程度出现暂时下降，恐怕在所难免。从元祐四年(1089)《跋东坡马券》、元祐六年(1091)《七佛偈》、元祐七年(1092)《青原山寺诗》可以看出，元祐中后期，山谷在逐渐扭转变法初期书风不纯的局面。至元祐末绍圣初，山谷人生由中年逆境，经内外人事忧困而步入暮年，书风渐趋老成。绍圣元年(1094)夏，母丧除服之后在黄龙山中所作《三言诗》，可谓暮年书风变革前的代表作。此作既遗留元祐初年颜字风貌，又较多出现柳体的特征。山谷暮年行楷书，笔势、结字多取法柳公权，这是历来论者所公认的理想，我们从绍至元年(1094)以前诸作品中看出，其中经历了一番认真的琢磨和取舍过程，未可全部用柳体一家来加限约。

　　山谷行楷暮年书风变革关头，有一件重要的代表作——《阴长生诗并跋》。此书作于绍圣四年(1097)，时山谷已贬谪四川彭水(涪州别驾)，年53岁。这是一件历来遭到评家激赏的作品，现真迹不存，但有清康熙年间《秋碧堂法书》刻本拓片颇为精美。

　　从跋文可知，此作为用佳纸试生笔所书，且当时山谷心境很好，故一气呵成，气足神完。观其用笔之提按崎岖，借生笔笔锋，精确、清晰地传达纸上，给人以活力盎然的印象。细玩此作不难看出，它在笔法、结字、章法上，与前期书风既有明显的联系，又具有极为强烈的反差，而这些反差处恰恰是其暮年书风特征所在，例如横、竖笔画特别伸长，水旁三点、烈火四点作粼状陈列，上下两字空间互相穿插连接等等，在此前的作品中均没有出现或虽出现亦不甚明显或属无认识景象。纵观此作前后的大字行楷书，可以肯定地说：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山谷大字行楷书，迅速构成暮年书风特征。关于此书的艺术特征及其书法美学意义值得作深化探求。启功先生跋此作谓：“用柳诚悬法，而出以动宕，所谓字中有笔者，亦法书之特征也。”又谓“此帖用笔能尽笔心之力，结字能尽字心之势，亦书家之一秘焉。”《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P301)

　　自元符(1098)当前的六、七年工夫，为山谷行楷书暮年风格定型期。而这一时期的创作极为丰收，故至今存世作品尚有16件，次要代表作有《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奉题琴师元公此君轩诗卷》、《东坡寒食诗跋》、《刘禹锡经伏波神祠诗卷》、《松风阁诗卷》及《范滂传》。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约为绍圣二、三年(1099～1100)所作，时山谷五十五、六岁。此作笔势劲利，翻腾崎岖，得率性自然之妙趣。结字、章法已是典型暮年风格：大小参差、随缘起倒，前后呼应，左穿右插，给人爽利劲健、豪迈自在的美感——我们留意到：这种审美感受在山谷以前的楷书创作中，似乎不曾有过。而在元符二、三年所作其它行楷书，如《赠张大同卷跋》、《明瓒诗卷后跋》等，大抵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可见其新的风格曾经构成。

　　《奉题琴师元公此君轩诗卷》为元符三年三月所书，参拙文《黄庭坚此君轩诗及其书作考》，《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166，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此作原件已不存世，现仅存拓本。由于当时黄庭坚至少写过与此君轩相关内容的四件书法作品，且流传很复杂，所以有人误认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存拓片孤本为赝品。参水赉佑《黄庭坚伪迹考叙》，《中国书法全集?黄庭坚(一)》，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版。其实这是山谷大字行楷书成熟时期一件非常难得的代表作。可惜目前所见拓片翻刻不甚精彩，故遗失山谷书法精神很多：但即便如此，仍然可以看出这件作品飞动笔势之妙，而其用笔圆劲、随机赋形之法，深得篆书之意和怀素草书神韵，整幅作品咄嗟而就，神完气足，非常难得。图5跋东坡寒食帖(局部)部分文字、段落在创作冲动之中产生的特殊笔势、结构，往往天机罄露，让人拍案称绝。

　　《东坡寒食诗跋》约元符三年(1100)八、九月间作于四川青神县，时山谷已获将要出峡回南方老家的音讯，故从贬地戎州(宜宾)到青神县探望张氏姑母。成熟的创作经验、良好的心境和书写环境，是此作产生的背景。东坡作为山谷情谊极深的师友，同时也是翰墨场中独一可以对峙的敌手。山谷作此跋时，书法综合造诣曾经超过乃师，故此处当仁不让，直为东坡书法下结论和评语。此一书法的神完气足，精妙绝伦，又足令千载之下，蔚为大观，它与东坡《寒食诗帖》恰成中国书法史上最典型的合璧。以此作为标志，山谷行楷所构成的书法言语范式，成为中国书法史自晋唐以来又一丰富和有价值的艺术宝藏，由此我们得以窥探篆、隶、楷、行、草各书体之间的内在奥妙，这可以启发我们考虑中国书法章法构成原理。

　　《经伏波神祠诗卷》是山谷应其儿媳家亲戚师洙(济道)之求而写的一件长卷，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十五日(丁亥)作于湖北荆州沙尾(今沙市)。关于此作，笔者有《书史剧迹“伏波帖”》一文待发，此处不作详述，仅略陈其基本观点如下：

　　1、《伏波帖》是黄庭坚大字行楷书中最成功的代表作，历来遭到书家激赏，宋明翻刻、摹拓本很多，流布很广泛。

　　2、《伏波帖》以超迈神奇、格调清雅为基本特征，其笔圆韵胜、意足神完、奇伟豪迈之气，在中国书法史上无人可以匹比，而它的艺术价值应与《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等书史名迹相提并论。

　　3、《伏波帖》格高难合俗眼，故历来对它艺术价值的认识不免肤浅，当代书法更是绝少有人识其雅韵。

　　山谷自建中靖国元年(1101)从四川贬所出峡后，已绝心仕途，唯求安生而已。故人生更显刚毅之气。是年4月他于荆南(今湖北沙市)接旨，得官吏部员外郎，他反复具状辞免不赴，仅乞邻近老家修水一带作一地方闲官。六、七月间得知太平州(安徽当涂县)后，又蹬蹭几近一年，才于次年(崇宁元年1102)六月初九到任。到任不到十天，罢免待命。八月二十五日得寄禄散官管勾洪都玉隆宫后，初考虑前往荆南作长期居住，于是举家溯江而上，九月十二日船到鄂州樊口，因州守倚重其为人，且得知鄂州与老家修水仅七日之程，遂放弃定居荆南之念，凭屋寓家于此。

　　《松风阁帖》即是山谷刚到鄂州不久时所作的一件重要作品。山谷作此书时苏东坡已在世，而好友张耒适被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且即将到贬所。黄州与鄂州仅一江之隔，这对山谷而言，无疑是个重要的音讯，这便是《松风阁诗》中“东坡先生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句之本事。图6书史剧迹《伏波帖》

　　山谷此作行楷书，除具暮年典型风格外，别具一种劲健、沉雄之气，它与诗中所叙“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天”的诗意以及句句押韵、铿锵雄壮的柏梁体诗风构成完美的一致。山谷此作历来备受注重，知名度可谓最高，此处不作详述。

　　《范滂传》，崇宁三年(1104)约五、六月间作于宜州(今广西宜山县)。此作是山谷大字行楷书中现存年代最晚的一件作品，由此作我们得以窥见先生在生命最困苦、环境最恶劣的情况下，书法创作所表现来的生命形状。关于此作有南宋岳珂的一则文字记载颇值得留意：

　　赵履常(崇宪)所刊四说堂山谷《范滂传》，余前记之矣。后见跋卷，乃太府丞余伯山(禹绩)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谪居是邦，慨然为之经理舍馆，遂遣二子滋、浒从之游。时党1**禁甚严，士大夫例削札扫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执诸生礼。一日携纸求书，山谷问以所欲，拱而对曰：“先生今日举动，无愧东都党锢诸贤，愿写范孟博一传。”许之，遂默诵大书，尽卷仅有二三字疑误。二子相顾愕服，山谷顾曰：“《汉书》固非能尽记也，如此等传，岂可不熟?”闻者敬叹。若著满秩，持归上饶，家居宝藏之。见岳珂《桯史》卷十三《范碑诗跋》。

　　按：“倅”是宋人对州县一级行政副官“通判”的别称。由此则记载可知，山谷在初到宜州贬所时，元祐党祸正严，宜州人不论士民均不敢接近他。唯有时任宜州通判的上饶人余若著不只慨然为其安排生活住宿诸事务，还让两个儿子余滋、余浒从先生游学，夜间复遣二子奉几杖，执弟子之礼。《范滂传卷》乃是应余若著之请，并寄寓书写者及受书人深入思想情感的一件作品。

　　范滂(137～169)，字孟博，东汉时期以时令出名的仕人，且死于党锢。少负清节，举孝廉。曾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按察郡县不法官吏，举劾权豪。见时政贪腐，弃官而去。后汝南太守宗资请署功曹，严整疾恶，抑制宦官，抽拔异节。桓帝延熹九年以党锢下狱，释放归来时，汝南、南阳士大夫前往迎接者车马数千辆。灵帝初再兴党锢，范滂乃自投案，并死狱中。《范滂传》乃是《汉书》中的名篇。

　　了解这些创作背景之后，我们便能比较精确、深上天理解黄庭坚《范滂传卷》的书法意义。此作通篇给人一种郁勃之气，笔法苦涩，充盈着屈傲不驯的生命张力。从此作的文字内容及其创作背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中那股刚毅挺劲的精神情格，正是山谷所要表达的书法内涵，这是经数十年反复锤炼后，山谷的书法言语所达到的神奇超妙境界。

　　此外，{图7暮年代表作《范滂传》(局部)}在山谷传世诸楷书作品中，有这样四件特殊的小楷书：

　　1、《小子相懒书帖》，绍圣四年(1097)黔州(今四川彭水)作;

　　2、《苦笋帖》，元符二年(1099)戎州(今四川宜宾)作;

　　3、《山预帖》，建中靖国元年(1101)荆州沙尾(今湖北沙市)作;

　　4、《与德舆贤友札》，崇宁四年(1105)宜州(今广西宜山)作。

　　这四件作品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表现方式，论结字，它颇类大字行楷书，而其笔法而又更接近手札小行书，清癯瘦劲别具风貌。在山谷众多书作中属于一种特例，特附记于此。

　　综观山谷的楷书诸作，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其行书化倾向，即山谷所作楷书，不再恪守晋唐以来笔法、结字以严整、规范为趋尚的书法标准，而是把汉字艺术化，从笔法、结字、章法等角度，全方位重新塑造个性化的楷书笼统。我们留意到，这实践上是山谷对晋唐以来楷书规则的一次大革命，由此，楷书游离于适用性之外，具有愈加宽松、自在的创作度。这既是山谷楷书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启迪，也是山谷楷书创作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这一点，远比解读他楷书艺术戛戛独造的风格本身愈加重要。山谷早在元丰三年(1080，时年36岁)时就提出“随人作计终后人，独树一帜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见《黄庭坚全集?外集》卷十二。的艺术观，并终身坚持，贯彻在本人的创作理论中，所以他的书法创作全面打破前人规范，在笔法、结字、章法规划上皆构成本人独特的风格。黄庭坚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关讨论非本文所能完成。仅论其戛戛独造的书风和独树一帜的艺术主张，可谓精神永驻，光照千秋，它留给后人的不只仅是一个理论，一种艺术思想，同时更是一种变法创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