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也可以让我们窥豹一斑，了解诗人的生平对我们理解诗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会有所助益。尤其是这里提到的曾“遭诬枉”的经历，使得黄庭坚在文学观上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中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黄庭坚的文学主张呈矛盾状态。他有时过于强调继承，尤其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从前人现成的学问和诗句中“点铁成金”、“换骨夺胎”，强调“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有时他又很强调创新和自成一家，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但不管继承还是创新，黄庭坚多把注意力放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忽视了社会生活这个创作的根本源泉，造成了“重流轻源”的根本缺欠。加之他明确反对以诗干政，反对以诗“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认为这样做是“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从而使他的诗忽视了社会生活又减少了感情色彩，流入表现“不怨之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之中。

　　但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黄庭坚的诗在艺术成就上虽称不上“本朝诗家宗祖”(《后村大全集》卷95)，但他确实是一个极富“宋调”的作家。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其中写得最多最好的当是那些表现自我形象的作品，其次是品评艺术及咏物之作。也有少数作品接触到了北宋中晚期的社会生活。他的诗求深务奇，追求一种戛戛独造、生新瘦硬的意境和情韵。尚奇，成了后人对他的一致评价。他的尚奇虽也多表现在布局谋篇、使事炼调、修辞选韵等文学形式上，但终产生了一些格高意远、神兀气傲之作。如《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既有杜甫的骨力，李白的豪劲，又有宋人特有的健朗，而造句炼意，尤其是第二、三联瘦硬奇崛，独具黄诗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