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按指乾隆)末年，和(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今天人们对纳兰性德可能是宝玉原型的提法已经忘记。此说的主要缺陷是：纳兰性德去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年仅三十一岁。性德去世时，他爹纳兰明珠“方贵盛”，因而不可能有末世衰败的气象。另外，性德比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还要大5岁，曾与曹寅同为康熙伴读，后同为康熙侍卫。曹雪芹开始作《红楼梦》时，纳兰性德已经去世近六十年了，很难想象曹雪芹会用性德作为模特。如今虽已考证出曹雪芹的大量家事，似乎此说可以算是尘埃落定，但仍值得研究的是乾隆老爷子的态度。和珅献上了《红楼梦》，他自己也读不懂，乾隆皇帝“阅而然之”，就直接指到了“明珠家事”。乾隆皇帝凭据什么，能一眼指出这是明珠家事?又为什么非要把《红楼梦》故事硬摊派到明珠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的续篇《通解红楼梦：名园筑何处》中再详细论说。

　　以上四说其二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看似缠绵委婉的宫廷秘事，在前人的仔细考证下也不可能发生：如果按小宛于顺治七年入宫的话，顺治帝那年只有十四岁;而董小宛已经二十八岁，整整比顺治帝大一倍。二十八岁的小宛怎么可能进宫，不也太老了吗?要知道那时十五岁就是又一代人了。

　　其三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因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认定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而影响深远。在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里认为，书中“本事”是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复以层层障幕掩盖之。认为《红楼梦》中的大多数人与事都有所影射。比如，宝玉是指传国宝玺,贾宝玉即指伪朝的皇帝;“金陵十二钗”则影射围绕着皇帝的诸多清初江南名士。关于此说，我们会在本章第二节再详细辨析。

　　蔡元培作为民国名人，在学界有很高地位，他的红学研究自然颇受世人关注。《石头记索隐》从1917年商务印书馆单行本发表，到1930年已出至第十版，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五四时期，蔡元培、胡适共事于北京大学。两人在《红楼梦》的研究上意见相左，进而演化成公开辩论。与当时蔡元培之社会名望与地位相比，胡适只是小辈，但胡适在论战时相当不留情面，谓之“走错了道路”，“大笨伯”、“笨迷”，“很牵强的附会”。蔡元培是胡适的上司，但蔡元培并未因此学术纷争而排挤胡适。与此相反，蔡元培不仅亲自推荐、重用胡适，还托人为他找到难于搜求的敦诚诗作《四松堂集》。蔡元培先生一生提倡“言论自由，学术思想的自由平等”。蔡、胡的红学之争，因蔡元培先生的雅量而成为佳话。我们希望读者注意的是：蔡、胡的红学之争论辩，主要发生于1921年至1922年间，激辩的年份是1922年。又过五年后的1927年，胡适先生才从藏书人胡星垣手里，买到了珍贵的甲戌本。在此之前和之后的若干年，甲戌本并没有公开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