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二段引证《礼记》有关律会的“二名律”、“嫌名律”的确切定义。“二名律”即“二名不偏讳”，注释者说，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孔子在说话书写时，说“征”就不说“在”，说“在”就不说“征”，只要避讳其中的一个字就行了，没有必要两个字都避讳。“嫌名律”即“不讳嫌名”，这就象“禹”同“雨”，“邱”和“丘”那样，避讳“禹”字没有必要再避讳它的同音字“雨”字。这样，就给名讳一个确定的界限。韩愈在给“名讳”以明确界定以后，用““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两个强有力的反诘句质问“毁之者”。以“晋”与“进”同音为由， 阻挠李贺去考进士，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而， 从理论上推翻了“毁之者”的所谓“理由”。

　　文章第三段 再引国家之典， 即查考古今有关“名讳”的记载， 驳斥“毁之者”。文章这一部分所记事实非常丰富， 又文字精炼， 几乎每一个记叙都需详加阐述。这些记叙博古通今， 既有“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 周康王钊之子不讳同音字“昭”， 曾参不讳“晳”的同音字“昔”，“汉讳武帝名‘彻’为‘通’， 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讳吕后‘雉’为‘野鸡’， 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等等前朝的记载； 又有“今上章及诏， 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不敢言‘谕’及‘机’， 以为触犯’的记载。既有正面地记叙， 又有机智地反问：“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通过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 谁是谁非已经很明确了， 这时， 韩愈用“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二句再一次质问“毁之者”，结论自问自明， 却又去诘问对方，这把本来已确定的思想表现得更加鲜明、强烈。　　文章最后一段以“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这几句幽默的讽刺笔调， 斥责那些“毁之者”。凡是侍奉父母能够象曾参那样， 就可以不受到指责了。做人能够象周公、孔子， 也可以说到顶了。但是不致力学习曾参、周公、孔子的品行， 却在避讳亲人的名字这件事情上一定要超过曾参、周公、孔子的人和宦官宫妾一样是不明智的。

　　《讳辩》写作很有特点， 正如 《古文观止》所评论的那样：“前分律、经、典三段， 后尾抱前， 婉畅显快， 反反复复， 如大海回风， 一波未平， 一波复起， 尽是设疑两可之辞， 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种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