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便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后来都成为大名鼎鼎的学界人物，被人称为大师，然而，他们最初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草芥”一类。然而，蔡元培却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唯才是举，让他们一步步成为北大的名师。蔡元培能识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进北大之前，该校是典型的老爷学校，学生不在乎读多少书、长多少德智，只在乎谋取一个做官的资格，他们带着听差，拥着美女，招摇过市。同学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场上相互有个关照。蔡元培既然想彻底改造这所学校，自然会千方百计去访求各类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就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在本事与资格之间，蔡元培毅然选择了前者。

　　俗话说，“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将公字永远摆在第一位，从不谋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进的这三个人来说吧，陈独秀算是旧部，曾参加过他组织的针对晚清高官的暗杀团，但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考虑的不是这层关系，而是其办《新青年》的影响以及沈尹默、汤尔和的推荐。梁漱溟、胡适跟蔡元培没有故交，蔡元培邀请他们出任教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学科上缺少相应的教学人才，蔡元培觉得两人堪当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学历、有资望者的负面观感，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