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社会的残酷让18岁的普利策瞬间成熟，变卖了身边的惟一贵重财产—一条漂亮的真丝手绢，普利策准备去德国的人口密集地圣路易谋生。为了抵消船费，他充任了船上的临时火夫。来到圣路易斯后，他当过船台的看守、孟菲斯邮船上的舱面水手、灰头土脸的建筑工人，内河港口的装卸工。

　　一次，他和另外几十个打工仔每人交了五美元给一位推销商，推销商答应介绍他们到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种植园去做高报酬工作。他们坐上了一艘充满恶臭的小轮船，后来又被甩在城南30多公里处，当小轮船径自开走时，这帮可怜的打工仔才恍然领悟，这是场骗局，他们上当了！气愤之下，普利策写了一篇关于此事件的报道，因祸得福，这篇处女作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西方邮报》上。

　　1868年底，《西方邮报》招聘一名记者，由于曾经发表过文章，普利策幸运地被录用了，他高兴极了：“我，无名小卒，不走运的人，几乎是流浪者，被选中担任这个工作，这一切都像做梦一般。”

　　普利策欣喜若狂，将全部热情投入到工作中。那些没事爱嚼舌根的业内人士讥讽他：其貌不扬，骨瘦如柴的身躯，结结巴巴的英语，破旧的衣衫……普利策被自作聪明的同事们嘲讽为“特鼻大先生”、“德国小丑”、“丑犹太”，对这类恶意的攻击，普利策不屑一顾。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从上午10点至次日凌晨2点，每当日出的光芒从浓云的阴影中姗姗而来时，忙碌了一天的普利策从一堆报纸资料中抬起头，时间仿佛太短了。

　　31岁那年，普利策终于有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圣路易斯快报》。不久，他合并了一家由哈佛大学毕业生约翰·A狄龙主办运营十一个月便濒临危机的报纸，将之改名为《快邮报》，报纸目标明确：不为任何政党牟利，只为大众服务。　　1911年，积劳成疾而双目失明的普利策在巴尔港与世长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策奖”成为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这就是那个曾经流浪少年终其一生奋斗不止的投影，亦是一位暮年老人的最后夙愿。